暗存。
正如张家界把《阿凡达》中疑似取景于“南天一柱”的景观更名为“哈利路亚山”一样，很多时候高调与低调只不过是名词上的差异。高调者虽然未必符合很多人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审美观，但对于社会有着实在的贡献，而那些低调者在审美上根本可能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倒是更多。尤其在我们这里，低调的那些东西往往倒是更能够祸害到我们的生活。
贵族的战争——征伐
夏朝建立之后，除了中间有个后羿苗裔篡位之外，颠覆一个国家这件事基本上还没什么人做过。在社会学的领域当中有个叫做“路径依赖”的说法，这是说很多在后世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的主意、做法，在第一个人做的时候，其实算是开天辟地的创举，在他之前大家都觉得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不能超出其范畴。所以说第一个拿花比喻女人的确是天才，后面就都是蠢材了。但后面的蠢材可能想象不到，第一个把花跟女人联系到一起的人，在思维上是多大的跳跃。
直接起兵改朝换代这件事，始自成汤（又叫做商汤、殷汤）。商汤是以建立的朝代命名，殷汤是用地方命名，实际都是这位成汤。成汤的祖先是殷契，母亲叫做简狄，有娀氏之女，是五帝当中帝喾的次妃。三人行浴，看见玄鸟堕其卵飞过而产卵，简狄可能觉得吃生鸟蛋有利于健康，所以就生吞了下去，没想到怀孕生了契。吃个生鸟蛋也不算什么，三人一起洗澡也说不上过于低俗，毕竟那算是上古时期。后来的故事才有意思：“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从五帝直接就跳到了禹。奇怪的是，即使那时候人类的寿命实在不能算高，经过这多年之后才熬出头的话，怎么也算是有点怪异了。
这件事的真相早在三国时焦周那会儿就有了疑问，焦周认为，这估计是因为商汤的祖先可能是个无名小卒，所以后世为了证明商汤的根红苗正，把他的先祖归结为五帝之一的某个妃子与一个卵生动物，从而增加其合法性。有好多学者都考证过这种怀孕的方式，大多数认为从实际出发，这是表现了当时还在母系社会的晚期，还有可能只是知道母亲这方面的血脉、家谱，而不知道下种的父亲到底是谁。但这个说法其实有个漏洞，是因为后面的世系就都是父系的血脉了，社会不可能改变得如此之快。
实际上说，这种说法主要还是增强得天下的正当性。后世的学者认为得天下并且稳坐江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选举上去的，哪怕是虚假的选举也好，这叫做民众同意；一种就是血脉来源源远流长，时间就会带来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最好的开始在上古时代当然是神迹降生了。这种神迹降生无可究诘，只能大家将信将疑。后世一般就不用这么复杂，因为前朝已经出了足够多的大人物，拉过一个来做祖先是很方便的事。
大致可以肯定，这个家族在大禹的时代已经开始发迹，然后在夏朝的时候成为一个部落的首领，并且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与势力。从殷契这位始祖开始，这个部落到成汤的时候已经迁徙了八次之多，最终落脚于河南偃师附近。有学者考证殷商部落大概是游牧民族转化成农耕民族而来，最终落脚在后世的中原地域，成为完全的农耕民族。
在成汤成为这个部族的首领之时，有个叫做伊尹的人开始辅佐他。后世关于这位最早践行丞相职责的人物是如何与成汤君臣遇合的，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他本来是个厨子，从厨师做菜的方式里悟出为政之道，然后找个成汤吃得很爽的时候把这套道理一说，成汤觉得这厨子不是一般人，正如女人可以通过胃口而控制男人一样，臣下也能通过君王的胃口进而控制他的心。两人一拍即合，在自己的部落当中掀起了改革的风暴，那时候叫做修明政治什么的。
还有一个说法就比较正规，说是伊尹算是个处士——也就是那种没有经过仕途的人，成汤听说过他的大名，结果五顾茅庐请他出山。这个故事符合后世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是有志于为帝王师、实际为帝王狗的文人最瑰丽的想象，但比之前面那个从厨子到将军的故事，明显有穿凿附会的嫌疑。
政治修明之后，成汤开始了他夺取天下的第一步：征伐。征伐这种权力一直以来都是归于天子的，就像现在一说主权国家，哪怕是联邦制的国家里，军事行动也必须是中央政府的事儿。在那个时代当中，只有天子有权力去征讨某个敌对势力或者不服管教的属邦，诸侯是没有合法权力去教训自己看不顺眼的其他诸侯的。这个权力从来就没有真的下放过，一旦诸侯之间可以自由征伐，就代表着名义上的中央政权基本的控制力消失了。
成汤首先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个试探：伐葛伯。葛伯的地盘在殷商部落的旁边，成汤征伐的理由是其“祭祀不修”，这个借口大概是那种可大可小的借口。一般来说，人家自己是不是修祭祀关你鸟事？但这个基本上是现代的思维方式，在上古的时代里，祭祀本身就是一种必须进行的国家活动，通过这个表达对于祖先以及神灵的敬畏，从而得到上天的保佑。要是上天不能保佑黎民以及各路诸侯、天子的话，大家都是要倒霉的。所以，这个借口在那时候很说得过去。
成汤说：“我曾经说过，人可以在水边看见倒影，就像看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就知道治理是不是足够好一样。”伊尹在旁边听着就赞叹：“牛逼！能听劝告的话，王道就进步了。您这国家里，好人都成了官员，您就赶紧努力砍人吧。”成汤接着说：“既然那孙子不能好好混，我就要大大地处罚他，而且不会给他任何机会。”这事儿就这么成了。当然，这段对话是《史记》里面的，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而且前后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必要的逻辑，大概就是我既然是好人，把你这坏人灭了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很有意思的是，成汤在这个时候做征伐之事之后，并未直接挑战夏朝的权威，展开直取其国都的攻击，而是只攻击、吞并了周围的小诸侯。这当然是增加自己实力的方式，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他并未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即使再大的诸侯，也毕竟只是一方豪强，如果其他诸侯对你产生不信任的话，夏朝的统治力还是有一些的，那是不能直接抵抗的。
于是，远交近攻的公关手法是在征伐、吞并周围小部族的同时就展开，那就是著名的“网开三面”的宣传。不是网开一面么？这是后世弄错了，实际上成汤当时看到有人在田野里用网捕鸟，四面八方都是围好的，他上去解开了其中的三面，只留了一面而已。这个动作不是真的像后世所说，是“汤德致亦，泽及禽兽”，而是向所有其他诸侯说明，你们尽可以安心，我只是对着那些不知死的家伙动手，你们的权力不会受到侵扰。
吞并了周边的小部落、窃夺了天子的征伐之权、做好了安抚其他大一些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诸侯之后，成汤依然没有直取天下，而是还在等待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昆吾氏造反。
按说当时情况根据胜利者成汤方面的说法，是夏朝君主夏桀昏庸无道——这点还是应该比较正确的，如果不是昏庸到了一定程度，怎么也不会看着属于自己的征伐特权落入一方诸侯的手中。至于夏桀的什么肉林酒池的记载，在成汤的后裔“纣王”身上再次出现了一次，这到底是报应还是两段记载被重合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些说法对于昏庸无道这件事来说，都是最好的注脚。
而昆吾氏造反的原因不详，是不是因为夏桀的昏庸而导致的官逼民反很是难说，至少史书上并无记载，只是记载了成汤因为昆吾氏造反而再次动用了已经得到的征伐之权。这次与平日里的吞并周边小诸侯不同，而是得到了统御其他诸侯一起征伐的权力。后世评书里有什么“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类的说法，大致来说就是这种有了正式授权以后的宣战权与统御权。
都是被压迫的部族，为什么被后世所称颂的成汤会接受、甚至是主动接受这个征伐自己同志的活儿呢？这并非是尊王攘夷之类的思维还在起作用，而是一次成功的整合与试探。在成功灭了昆吾氏之后，成汤代领的其他诸侯已经接受了成汤是领导者这个事实，并且成汤也显示了他的实力确实凌驾于其他诸侯之上。如果我们拿现代的公司做个比喻的话，这就是某个在公司当中具有庞大实力的人，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开了独立的项目部，通过完成这个项目而团结了原本就有依附自己之意的其他部门人员，最终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开始带队单飞的一个过程。
也正是因为如此，征讨完昆吾氏之后，成汤根本就没歇气儿，直接就把大军指向了夏桀的都城。其所发布的《汤誓》基本是威胁与利诱结合的杰作，成汤认为自己“吾甚武”，号称为“武王”。
成汤一败，夏桀的军队于“有娀之虚”，大概在今山西境内的蒲州附近，夏桀逃至鸣条、后又逃至“三涥”，在如今定陶一带。成汤虽然没有学习过“亦将剩勇追穷寇”的最高指示，但作为新兴的统治者还是明白不能让夏桀有东山再起之基的，剑及履及地追到了“三涥”，一战而俘获夏桀，还得到了天子的象征物——宝玉。
至此，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正义的一方再次战胜了邪恶。应该说即使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成汤也可能是比夏桀更好的一个君主，不然也确实不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进行改朝换代的工作。毕竟颠覆中国第一个王朝的事儿，很多人估计是想也不会想的，这算是一条新路，如果领导者不够出色，确实也聚集不了这么多的人气。
但如果我们从后世所流传的手法上看，这次改朝换代已经开启了后世所有改朝换代的模式，其手法已经相当的娴熟了。这到底是成汤本身的天赋，还是改朝换代这件事原本就具有的内秉之条件，恐怕还真是难说得很。
京官与土皇帝
清朝有个说法叫做“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县城附郭，恶贯满盈、附墎省城”，后面两句牵扯到很多当时的行政规划与管理，解释起来过于费劲，所以也就不说了，开头这两句倒是颇有味道。因为知县当然是做官，只是这个官做得其实还是挺费劲的，福利不多而责任不少，很多人也就是把这个作为阶梯，真要是做官的话，知县算不上是个好选择。
但实际上地方官还是有其优势的。报载，远在漠河的现代知县们就把这个官儿做得有滋有味，他们因为与某航空公司相配合建设了当地的机场，发函要求该公司在其出行的时候要让他们免费升入头等舱。而这种事哪里会被拒绝嘛，毕竟升舱所费无多，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才是更重要的事儿。何况人家也算是留了一手，回复说明是头等舱有空位则升，没有就安排在经济舱的第一排。
这事儿之所以引发了关注，是因为一位网友把煌煌漠河政府的文件发到了网上，无图无真相嘛。但这事儿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要我说这还真算不上如何腐败，至少当地县委的诸位大人没有直接买票而报销，虽说副部级才能坐头等舱是规定，但谁真的把这个当回事嘛，我都见过乡长买票坐头等舱。再说了，无论是限制“三公消费”的哪一款，都从来没真的当真过，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每年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
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都是给京官以及地方上不是一把手的人用的，地方官本身有其很多好处，那句“前生不善、今生知县”的顺口溜基本算是撒娇。我就曾经驾车行过某地，当地街道清洁并戒严，一问才知道是当地的县官大人出巡。当时某位在某部委供职、已经将要官至副局的人士大为不解：就您这小地方，整个县城就这么一条看得过去的马路，连个红绿灯都不需要设置，摆个什么谱呢？我们那里处长能用簸箕装，还有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呢。
但地方官的实惠与风光也就是在此。县官总掌一县之庶政，不但在地方事务上有权限，甚至还有各种陋规来保证其收入。明清两代官吏的俸禄不多，以至于做官要是真的两袖清风大概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于是，很多陋规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居然以“养廉银”的方式合法化。但合法化之后又有新的陋规出现，依然是可以保证不断有进项。然后地方官总是每年把所谓“碳敬”“冰敬”送到京官的府上，以表示分润之意，这个传统现在还有遗迹，主要是驻京办在操办此事。而区区一个函商调配到头等舱，真是小小不言的事儿了。君不见还有那种把车补都发成超过工资收入的地方么？
这事儿让人想起前段时间在美国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城市的拾荒者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