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总是给这些人带来彻底的伤害，倒是另外一种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类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过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学问的路上一帆风顺，将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为民请命过。
因此，流放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浪漫与悲壮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达之后，往往就是各种送行的开始，清朝虽然有旨下即行的规矩，但也是出了城门就算。城门外早就等着各路意气相投者，酒宴排开大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自己掏钱吃饭。
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
关于审美这件事原本是各说各话，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同，审美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但这些年有个很古怪的现象，即只要是官方机构的建筑或者是活动，只要出来现世就会骂声一片。最新的骂声集中在苏州那个“东方之门”上。
那东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凯旋门，但细脚伶仃与两楼链接处，确实与低腰牛仔裤神似。既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人民群众手里又有诸如绘图工具等武器，这个建筑基本上就被调侃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奥特曼、玛丽莲梦露不一而足。
《苏州日报》可能是被惹急了，发表宏论云，审美这事儿需要有基础才行，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的。这话我基本同意，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东西远称不上难看，比起什么造型如铜钱的方圆大厦、直接把楼盖成福禄寿三星的巨大塑像（当时我开车路过这三尊巨型楼宇，下巴差点直接砸在方向盘上）来说，这玩意儿也就是无功无过，要是比起全国很多政府办公楼都山寨成白宫或者故宫的式样，几乎都算是有创造力了。
其实这事儿与审美能力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民间的观感有联系。说起来无论是奥运会的鸟巢还是国家大剧院的鸟蛋，以至于被调侃到体无完肤的央视大裤衩，从纯粹的建筑领域来说，都不能说是难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放在这个时代里，与其他国外的建筑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间对于弄个宏大名字、与政治有关的工程无法忍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的民间语境下与建筑的美感无关，与民间对政府有多少恶感有关。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象征，整体上厌恶感充斥心中，早就没有审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这么说吧，丑人穿什么都不好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尤其是在公共建筑的领域，老百姓看见这些建筑，并不是看建筑的本身，而是通过诋毁这些建筑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其实还不错的建筑永远不会得到夸奖。
另外一句俗话说得好：您自己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但据心理学家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里并不表现出来，而是潜藏的很深。要是没有一个诱因的话，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显现。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设才能真正甘心情愿地把一世清名换个污名回来。
明晚清初的士林领袖钱谦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并非是他先是高蹈远隐、然后求死而怨水凉，而是既然已经坚持到了这等地步，哪怕水确实太冷而珍惜生命，远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终还是出山为新主子效力，正所谓“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虽然使用苦命的女人为喻，在现有的语境与社会之下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
这种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艺，未必也全是外界压力过大造成的。如钱谦益等人，其实也是有所谓理想在后面支撑。比如说要教化这些满人，使之能够接受圣人的学说——这个当然就是妄想了，华夏正统的龙子龙孙们有几个真的把孔家学问当做一回事儿的？也不过是弄一堆“外儒内道”、“外儒内法”以及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把戏了。儒家这种自反而缩的精神气质倒是被用来做了多少“一队希夷下首阳”的底气。
但这也算是古代一种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对五代冯道的评价就大幅看涨。五代的皇帝与皇朝换得像走马灯儿似的，唯有冯道老先生始终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来问之：汝何人？冯道对曰：痴顽老子。自污及自虐几乎到了底。但这种话在皇帝而言是爱听的，于是他也就好官我自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于没人能抓住他的小辫子。皇朝时代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他也算为保存文化传承立下功劳。南怀瑾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数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贬，但看上去还是赞赏的。
文化人这么做当然有多年被圈养之后的软骨病症状，实际上高贵如一国之君也并不例外。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历史上以后主之名名世的几位，大多曾做过卑躬屈膝的举动，甚至有自污为奴者。但结局其实都不怎么好，没有几个能够得终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宽仁之名的赵匡胤手下，也因为一首词送了卿卿性命。当然，他们自污与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还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绝。
直到近代的时候，这种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卫身上有了个人的最高成就，甚至这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周围一群人都以一种相当高昂的气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当中。他们的理由更是正大，毕竟日本人统治也是统治、自己人统治也是统治，那为什么不为了救当时沦陷区的百姓于水火中呢？至少在后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汪精卫那些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当中是有人如是说的，如果当年能够舍身谋刺摄政王的汪先生当时尚在人世的话，说不定也是要这么说的。而近代颇有人为汪精卫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确实是常人勇气所不能为的，但要说自污、自虐到这个地步，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说了半天，似乎自污与自虐都是高等阶层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倒也并非无因，而是在那些时候确实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们自己来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够触及到这个阶层的自污与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后有所谓伤痕文学流行于一时，其中几乎都会写到一些自我的检讨、自我的精神阉割，一次写不过去还要接着去写，直到把小时候偷过贫农家里的一根黄瓜都写出来，然后成为下次整你时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强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种你自己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与道义的正确性。
比之当年那些高阶层的自污与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历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在于掌握当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天罗地网。
第四编 公务员的潜伏之道
在官场里潜伏的作家很低调
按说官场小说也算是通俗小说的一个门类，与黑道小说、侦探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等并列，但其他小说作者除非是特立独行之辈，否则的话不会有意低调，哪怕是黑道小说作家都不算低调，甚至著名的孔二狗还去过“锵锵三人行”做电视节目。但很少有官场小说作家很高调，尤其是那种真的是官场中人而写小说的，即使因为稿费高达近两百万元、排在作家收入排行榜的前列，也很低调地不让单位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事儿还挺奇怪的，前段时间鲁迅文学奖出了一位官员作家，人家就没事儿，不但在日理万机之余写一些羊羔体的诗，还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艺术与工作两不误。都是官员，除了题材不同之外，想必文艺作品的地位也不会因为一个是诗歌、一个是小说而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羊羔体诗歌。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大概这事儿要从暗箱说起。一般说起暗箱操作，意思说的都是私下里面的勾兑，而什么地方这个词用得最频繁？当然用在政府工作上最为频繁，因为别人暗箱操作也没啥意思，最多是公司里的鸡虫得失，不会到达社会生活层面。官场小说要是不写暗箱操作的话，看着就像言情小说了，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后，不低调点儿看来是不行的。
官场又涉及政治方面的斗争。原本政治斗争并不是什么怪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斗争。但我们的宣传当中，官场并非是一般人们意义当中的官场，而是那种无可置疑的高尚之地，是为人民服务的地方。这个虽然谁也不信，但谁也不能就这么说出来。一贯正确的东西要是也被看做了江湖，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事实，总归也是不好的。
而且官场作为一个江湖来说，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官员来写官场，必然不会是写歌功颂德的软文，多少要爆料一些内幕、黑幕什么的，这就等于是吃里爬外的做法。要知道，虽然官场本身的斗争形势相当严峻，毕竟那是在内部的事儿，跟大老娘们上街哭诉遇人不淑还是两个意思。这就等于是破了利益共同体的金身，要是被人知道了的话，大概不会有好下场。当然，写诗作画都是正经事儿，不会遭此厄运。
您说官场小说的作家们如果本身就是官员的话，是不是会很低调？这是属于不得不谦虚、不得不低调的事儿嘛。其实您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国外，官场小说是一个很繁茂的门类，因为那些写作者可不管官员们是不是愿意看到，反正是把他们写进去就对了。在我们这里，官场小说作家虽然有两个收入不菲，但整个队伍还是不够庞大的。
这是因为官场小说有两个要素，一个是你要知道官场的办事流程，一个是你要有官场的经历。咱这里的办事流程以及背后的猫腻之多，几乎让体验生活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而官场中人就是明白其中奥秘，利用这种奥秘找寻利益还忙不过来呢，哪里有时间写作嘛。这也是官场小说一出来总是受追捧，但不像玄幻小说似的，让很多人投身其中的原因。
豪华车上坐着个谎言
北川政府灾后花大价钱买豪华越野车，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当地政府给出的答案如同“衡山云雾十三式”一样扑朔迷离，一会儿是还没有掏钱把车提回来；一会儿是给县公安局用的，没开过几次（《南方都市报》报道）。至于说为什么要买这么豪华的越野车之理由，当然还是当地领导执政为民的思维方式：地震后路况不好，要及时赶到老百姓出现状况的地方去，就要有越野车。
任何合格的司机都能告诉这些领导的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越野车里，最可能到达灾区群众家里的应该是北京吉普。我作为一个自己有车已经十年、越野车开了六年的老司机很负责地说，要是北京吉普过不去的地方，其他民用越野车都不太可能过去。我从来没打算让领导同志们达到越野拉力赛的水平，但觉得他们普通的常识还是应该有的。不过，他们是坐车的人，很难说还有什么常识能够剩下。或许他们的常识是关于车的气派与舒适度的，这就超出了我们一般人的常识范围了。
灾区的人民何以有幸，能够在自己家门口看到震后的领导坐着如此高档的车来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同时还有号召向灾区人民捐赠过冬物品的启事在各个网站的首页挂着。这种奇妙的反差都能够让山东那位作协主席重新吟诵出“纵做鬼、也幸福”了，甚至余秋雨大师还能含泪劝告灾民一次。
关于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好评论的，事情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看一场表演了，是一个关于如何用一个更大的谎言去掩盖前一个谎言的表演。比如说演出的实况是当地政府已经从他们政务公开的网站上撤下了车辆的品牌、型号以及配置，就留着一个价钱在那里。这一幕让我们这些观众很不满意，主要是认为他们掩盖的行动实在是太不专业了。正如一只老虎对乌龟云：难道你穿上个坎肩我就不认识你了？——难道你只有个价格，我就不知道你买了什么档次的车了？
与购买什么档次的越野车相比，我倒是更关心这个政府采购被“悍然”修改的问题。因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只要是透明度足够高的话，监督他们购买什么车、花了多少冤枉钱，都是可以进行曝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