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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特征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将我们的义务降格为对每个人承担义务；它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或同他人共同分享我们的责任；它将我们的特权和行驶特权视为我们的义务。
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就会将自己遇到的每个人都视为有利于自己前进的手段，也可能会将它视为阻碍自己前进的障碍，同时也有可能会将它视为暂时的栖息地。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提升，有了一定的地位，享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利之后，他才有可能以其独特的傲慢方式，对他的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烦和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经常上演喜剧，因为即便是奋斗也是一场喜剧。这种人深知孤独中最有毒的东西。
等待者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寻找好的机会，要具备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这样，习惯于将问题束之高阁的人，才会在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或者说才会“爆发”，才会解决问题。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在坐着等待，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将等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自己或许将空等一场。偶尔也会等来机会，会等到“允许”采取行动的机会，但这机会通常都是姗姗来迟。这样一来，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将在坐等中消耗殆尽，等到想跳起来有所行动时才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早已麻木，精神也疲惫不堪。至此他会自言自语地说：“太迟了！”他已经没有了自信，自此以后就像一个废人。就天才来说，“没有手的拉斐尔”也许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况，可是又有谁能说得清呢？或许天才并不是那么罕见，而罕见的仅仅是那五百只手，天才需要五百只手来对“合适的时机”施行暴政——来抓住时机！
一个人如果只是关注别人身上那些明显的缺点，而看不到别人身上的优点——那么，谁就会将自己的缺点彻底地暴露在别人面前。
当一个人遭遇损害和侵害时，粗糙的低等灵魂要比高贵的灵魂更能坦然面对。高贵的灵魂因为其生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因此它遇到的危险也肯定要大，甚至于极有可能会遭受不幸而毁灭。虽然壁虎断了尾巴会再长出来，但是人不能断了手脚还指望它再生长出来。
情况有些不妙，而且经常是这样子！一个人在盖好了房子之后经常会发现。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绝对应该在着手盖房子之前就该知道、了解、弄明白的。但我们总是听到那句话“太晚了”！以此来宣泄他的抑郁。
内心忧愁的人在幸福的时候会暴露出真面目，他们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要出于忌妒而闷死和勒死它——哎，他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会逃离他们！
那些一向温文尔雅、不苟言笑且不爱交际的人，有时会突然发狂，摔盆砸碗，将饭桌掀翻，尖声喊叫，咆哮怒吼，使每个人都目瞪口呆。最后安静下来，又感到无比羞愧，对自己又气又恼——这是要干什么？是为了什么？是要饿死自己吗？是要用记忆将自己憋死吗？对想要有一颗高尚而高雅的灵魂来说，却很少见到有人要将自己的饭桌摆好，因此对将饭菜做好的人来说，发怒的危险总是很大——不过，现在这种危险特大。假如一个人被抛入一喧闹的平庸时代，而自己又不想与之同桌就餐，那么他就很容易饿死或渴死，或者最终会突然“开始”感到非常恶心。我们大家很可能坐在了属于自己的桌子旁；恰恰是我们当中那些最崇尚精神从而也最难伺候的人知道，假如我们突然洞悉了自己吃的东西和与自己同桌吃饭的人，并由此而感到希望破灭，会造成多么危险的消化不良，亦即饭店恶心。
假如真的想要赞扬，那只在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赞扬才是一种精巧、又高贵的自我克制——否则实际上便会赞扬自己，这与高雅趣味是背道而驰的。无疑，自我克制提供了不断被误解的极好机会和诱因。要让自己具有这种真正的趣味和道德，就一定不要生活在智力低下的人当中，而要生活在这样的人当中，这些人高雅的误解和错误，引人发笑——否则就将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赞扬我，所以他也就承认我是正确的”这种愚蠢的推理方法，会毁掉我们这些遁世者的一半生命，因为由此我们将和傻瓜为邻，和傻瓜为伴。
人与人相互接触——即“处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肯定是不纯洁的。无论何种交往，均会让人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变得——“平庸”。
通常，最伟大的事件和思想——不过，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最伟大的事件——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被理解。而与其同时代的那几代人，不会经历这样的事件——他们的寿命太过短暂，活不过这些事件。这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恒星领域发生的事情。最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到达人类所需的时间也最长；在它尚未到达时，人类并不承认——遥远的天际存在星星。“一种观点需要多少世纪才能被理解？”这也是一种标准，同时也得对此进行等级划分和制定规则，这对于思想和星星来说都是必要的。
顿 悟
追逐地位是一种本能，这是尼采的观点，同时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试图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类人。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行，经历人生的传奇。
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的义务即是其他人对于我们的权利。他们是如何获得这份权利的？通过把我们当做能够立约和回报的存在，通过把我们置于一个与他们平等地位，因而在某些方面信任我们，教育我们，谴责我们和支持我们。
我们履行义务——这也就是说，对于别人给予我们的这一切，我们表明我们自己的力量，按照他们给予我们的多少做出相应的回报。因此，促使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的是我们的自负；当我们为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为其他人做某些事情时，我们是在修复我们的自尊。因为通过为我们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已经侵入到了我们的权力范围，而假使我们没有通过履行我们的“义务”对他们有所回报，便也是侵入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他们便会在我们的权力范围长驻下去。
其他人的权利只与处于我们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有关，假使他们要求的某种东西我们并不拥有，那么，他们的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确切地说，其他人的权利与他们认为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有关，但是，这些东西必须同时也真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东西，两方面都很容易犯下同样的错误。义务感的关键在于，对于我们的权力范围，我们与其他人具有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对其他人做某种承诺，且能去完成这种承诺。
我们的权利乃是我们权力的一部分，其他人不仅承认我们的这种部分权力，且还希望我们永久保存这部分权力。其他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谨慎、恐惧和小心。或者是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相应的回报（保证他们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认为与我们做对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危险的，或者是认为我们的力量的任何减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损失，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可能不再能够在反对另外的敌对力量的战斗中与他们结盟）；其次，他们这样做是为赠予和让渡。这样，这些其他人便拥有足够的权力，故而能自由地处置其中的一部分权力，并向接受者保证他们赠予他们的这部分权力。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假定那使自己如此接受赠予者只有一种微弱的权力感。
权利通常是这样产生的：权利就是权力的被承认和受保证的程度。一旦权力关系发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旧的权利便不复存在，新的权利便会应运而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之间的相互权利的不断消失和更新。
假使我们的权力比之以往有所缩小，那些一直保证我们权利的人感觉便会发生变化；他们会考虑是否能够恢复我们过去拥有的全部能力——假如他们认为做不到，就会否认我们的“权利”。相应的，假使我们的权力实际有所增加，那些一直承认我们的权力但现在这种承认已经不再需要的人的感觉也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他们希望把它压回到原样，因而对我们横加干涉，且把这种无理的行为冠之以他们的“义务”的美名——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文字游戏。
在权利得势的地方，权力就维持在一定的状态和水平上，任何减少或增加的企图都将受到抑制。
如果我们的权力变得摇摇欲坠或即将土崩瓦解，那我们的权利也就会软弱无力。反之，倘使我们的权力变得异常强大，不可一世，我们先前承认的其他人的权利对我们来说便可以不屑一顾。
一个“渴望公正无私”的人每时每刻都需要有种巧妙的平衡技巧：他必须对权力和权利的程度做出估计，而由于人际关系的易变性，这种程度永远不会长时间地处于平衡状态，而常常是处于增长或下降的过程中——因此，保持公正是不容易的，需要长期的实践和良好的意志，更需要特别良好的感觉。
顿 悟
一个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自己的义务便是他人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互作用，彼此制约。
卷四
做一个超越自我的人
尼采的超人学说，对于我们打破传统束缚，勇于建立新自由和新价值也有重要作用。在尼采的众多作品中，我最欣赏尼采的一个观点便是超越自己。的确，人假如不能不断超越自我，那么，人的一生将是无聊庸俗的，这样的人生缺乏奋斗的乐趣和收获的满足，是一中存在巨大缺陷的人生。
认识自我
在古老的神学中，针对“信”与“知”的论题——更为准确地说，是有关本能与理性的论题——有过这样的思考：在对事物做出评估时，本能是否要比理性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为理性是根据原因——即“为什么”，也就是目的性与功用性来进行评估的，这是个古老的道德论题，最初提出这个论题的是柏拉图本人。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精神就已经被它分裂了。尽管苏格拉底以其卓越的辩证学者的审美观首次跻身于理性一方，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嘲讽那些上等雅典人的无能——他将本能之人当作上等人看待，却从没有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充分的解释，与此同时又隐秘地嘲讽了他自己，从他那些更为高雅的良心与自省中发现自己同样无能与困惑。但他能够劝诫自身，因而也就脱离了本能的束缚！人们必须协助本能与理性获得权利；紧随本能的同时，也要给理性以充足的理由去辅导本能——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高深莫测的嘲讽者原本的欺诈，他通过自己的良心获得对自我欺骗的满足。从本质上说来，在道德的判断中他洞悉了非理性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上，柏拉图是最无辜的，而且他也不像古罗马平民们那般狡猾，他只想全力以赴地——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哲学家耗费过如此伟大的力——证明自我。
从本质上来讲，理性和本能都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善，指向“上帝”。在柏拉图之后的神学家与哲学家们仿佛都是如此——在迄今为止的道德事物中，本能——即或基督徒们所说的“信仰”，又或者像我所说的“群畜”们……都取得了胜利。也许人们要将笛卡儿排除在外，这位非理性之父（正因为如此，他也是革命的祖师爷）承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然而他却是肤浅的——理性无非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他们不同的货物标牌上，而是在于他们追求不同的货物价值，且对价值量的判断和公认的货物等级的认识也并不一样。那些被认为事实上拥有或占有的事物更多的体现了这一差别。比如女人，在那些节制的人眼里，支配肉体与性享受即是达到满意度的拥有与占有的标志；而对那些以猜忌与贪欲之心渴望占有的人来说，他的标准却是个问号——这不过是这种拥有方式的表象，他更渴望深入的试验。其宗旨是要搞明白：女人跟着他，不是为了委身于他，而是为了他，情愿献出自己所拥有的或似乎喜欢拥有的事物——惟有如此，才能算得上是“被占有”。然而即便如此，第三者的怀疑心和占有欲仍然没有达到极限，他问自己：假如女人真的为自己舍弃了一切，这是否只是女人对自己的幻觉而为。因为他最先想到被人彻底地了解，以使自己完全地被爱；他十分坚信自己的想法，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