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万吨后，致力“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一个宏愿。
1981年8月下旬，余秋里奔赴胜利油田。这个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两次在这儿蹲点，长期坐镇指挥，与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盐碱滩上创建了这个油田。此次故地重游，老将军或巡视现场看望工人，或听汇报找人座谈，与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们切磋，深入研究与讨论了胜利油田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油田干部大会上，他深情而又严肃地指出：胜利油田仍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面对当时在胜利油田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胜利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主张把现有产量大幅度降下来；大多数人则认为，胜利油田的生产基础比较雄厚，勘探领域还很广阔，资源十分丰富，还大有发展前途。对此余秋里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接着，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从领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以及技术装备不断进步等方面，向人们展示胜利油田大有可为的前景。
“你们现在搞到的储量相当于大庆储量的一半左右，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将军发问胜利人。继而他告诉他们：“从战略上讲，今后在勘探的深度与广度上，胜利油田不是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不是小发展、中发展，而是要大发展。这个油田，你们今天在座的同志，这一辈子是搞不完的。你们的儿子、孙子搞不完，你们孙子的孙子也是搞不完的……”
胜利人感到了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把自己的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有了信心。这信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靠科学。胜利油田有依靠科技攻克难关的好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地质人员克服没有先进设备的困难，采用“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的办法，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与资料，人称“人工三维地震”，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初，胜利油田又发动广大地质人员，广泛收集与重新研究以前的“五老”（钻井、测井、地震、试油、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杨申镀等十几位石油地质专家，集中讨论了十五天，得出胜利油田近期勘探的重点。随即油田又召开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地质论证会。这实际上是胜利油田的一次地质“会诊会”，也是胜利油田的一次“规划会”。与会者情绪活跃，畅所欲言，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有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等34名地质学家作了综合报告和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胜利油田广阔的前景。与这个座谈会相呼应，会议期间的许多夜晚，又有一些专家聚集一起，促膝商讨，彻夜长谈。他们计算着，思索着，争辩着……胜利油田的勘探部署和找油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在论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指着墙上那幅硕大的地质图，激情满怀地说：“综合各路专家的意见，胜利油田近期的勘探部署，可以按照刘兴材等同志提出的‘三类三十块’来实施：第一类可增加几十、百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二类可增加几百、千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三类可增加几千、亿把吨储量的十来块——当然这第三类目前只是个方向……”（胜利油田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后，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测。）
二靠先进的技术。有了主战场，发现了主要“敌人”，靠什么来打赢这一仗、来歼灭这股“敌人”？在石油业来说，就是要靠以钻井技术为主的一整套石油勘探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在主管钻井的副指挥姚福林组织领导下，与钻井总工程师于万祥、钻井指挥部指挥张兆礼等人反复研究，提出了实现“解放钻速，解放泥浆，解放油层”的具体措施，并组织专门队伍对关键的技术工艺进行攻关。1986年他们提前50天完成350万米的全年钻井任务。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攻克与推广高压喷射，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使全油田一百多部钻机的钻速大幅度提高，钻井质量也明显改善。而正是这一贡献，使日后在钻井指挥部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上，年逾古稀的老部长康世恩，把屡建奇功的钻井队长与钻井工程师们请上主席台，当着几千人的面，向这些功臣们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大礼。1987年，他们又一鼓作气，全年打井1959口，钻井进尺434万米。胜利油田依靠先进技术，取得突飞猛的进步，余秋里听取李晔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胜利”的胜利，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三靠人心。这是余秋里传下的石油作风。胜利油田的随矿职工家属，当年只有3000多户，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经层层申请批准解决的。70年代以后，职工人数超过10万人，前几年虽然组织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有大量户口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不能随矿，即便随矿了多数也还是“黑人黑户”，不供应粮食，不分配住房，不准参加农副业劳动，娃娃上学没着落。这是胜利油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1981年以后，油田领导班子几经慎重研究，在山东省的关怀帮助下，划拨给几个农场和几十万亩盐碱荒滩。由负责后勤生活与职工家属工作的副指挥侯庆生统一组织与实施。于是，全油田彻底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宣布：只要自愿，可以敞开大门让职工家属迁来油田开荒种地。真是石破天惊。“家属敞开来”，当时在石油厂矿是头一家。其反响与效果，不亚于几口千吨井同时喷油。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工人们喜迎家属团聚。剩下的就是万众一心，为找油而战了！此刻，油田上下，人气大增。
四靠人才。1981年初，胜利油田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副主任地质师刘兴材给油田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份11万字的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积他在胜利油田二十年潜心研究成果，立论严谨，从方方面面论证了胜利油田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深信胜利油田不但有油，而且有大油。为此，他还因不合“时宜”而屡坐“冷板凳”，被人贬为“刘大吹”。他无奈无助。刘兴材的报告得到了胜利油田领导班子的赏识，并根据他的表现，提拔了这位党外人士为油田副总地质师，之后不久，刘兴材升任为油田副总指挥兼总地质师。从此，刘兴材在这个岗位上，和许多同行在一起屡献良策，屡获成果，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和石油勘探理论都有重大贡献。这一期间，像刘兴材这样的技术人才获得重用，在胜利油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为胜利油田能否成为“第二个大庆”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依据：1982年初他们郑重提出的油田的“六类四十块”有利战略新生代：一类是新增2亿吨储量的一个——埕岛油田；二类是新增1亿吨储量的3个；三类是新增5000万吨储量的4个；四类是新增1000万吨储量的18个；五类是新增天然气储量20亿立方米的4个；六类是很有勘探前景的10个。事后经过勘探验证，以上前五类的目标都已基本实现。至此，在渤海湾盆地关于复式油气藏成油理论也逐渐形成，并于1985年获得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
胜利油田在“第二个大庆”的征程上，开始了阔步前进。
1984年，胜利油田的地震与钻井工作量超过1982年、1983年之和。老井增产的292口，平均单井日产118。8吨，油田年产原油达到2304万吨。此后，一路攀高，到1988年实现年产原油3330。26万吨。
胜利油田稳居全国油田“老二”，直逼大庆。用胡耀邦当年在胜利油田定下的“第二个大庆”标准——“你产量达不到5000万吨，但如果地质储量先搞到30亿吨，产量又逐步上去，有一个可观的数目，比其他油田多，那也叫大庆嘛！叫第二个大庆嘛！”（引自《胡耀邦在胜利油田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但就在这个时候，‘妖风’刮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批示认为：胜利油田储量没落实，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开发胜利油田，也更不提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事了。我也莫名其妙地由‘营长升为团副’……”李晔悲切地对我说。他所说的“妖风”是“上面”有人出于“别有用心”的目的，反对把胜利油田建设成“第二个大庆”和胡耀邦、余秋里他们致力的“建设十来个大庆”的战略思想。至于他所说的由“营长升为团副”，是指他及胜利油田的其他领导班子人员都被调整新职，他从油田厅局级干部升为山东省省级领导。
李晔等人的“石油情结”太深了，他对自己最终没能实现“老首长”余秋里提出的建设“第二个大庆”的战略目标而痛苦不堪，耿耿于怀地直到今日……这也有了他后来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阔谈他的“石油富国理论”中那“字字句句都是血和泪”的哀嚎。
关于到底能不能把胜利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和“建设十来个大庆”的宏愿可否实现，历史自然会作出结论。其实石油开采本身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它既需要工作热情，更需要科学技术，同时还要一点“运气”，所以谁也说不准我们中国的地底下到底有几个“大庆油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才是正确道路。但有一点我深切地感到：余秋里和康世恩包括李晔等在内的一大批亲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和华北油田等开发全过程的老一代石油人眼里，他们坚信这样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作为一种奋斗目标，我们的石油工业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国家急需能源的时代，力争多建设几个大庆油田从绝对意义上也是值得和必须的。毫无疑问，如果按照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代生前曾经畅想的石油战略思路实施，今天国家的石油工业很可能是另一种兴旺的景象，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可能不会像现在不时受到能源紧张的局限和制约。
像我这样的一个外行，对此无法作出正确的判别。但我知道：我的主人公在晚年时有一件事始终有些不甘：这就是中国的石油工业如果战略上考虑得更成熟些，措施更加得力些，就不会出现像现在每年进口的比例那么大！
余秋里一生辉煌，一生豪气。然而他也有不畅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石油情结”。1982年，将军离开经济战线回到军队，几年后又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向中央提交了一纸辞呈，彻底退出了工作岗位。而晚年在他尚有时间安静下来重新认真筛理前些年自己勾画的中国石油构想时，苍天则以残酷的方式剥夺了他作为人应有的基本生物能力。五个年头、近2000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将军一直在病榻上无知觉的空谷，坠向生命的尽头……
他的石油老战友康世恩的晚年也不畅。自“渤海二号事件”复出后，康世恩拖着病魔缠身的躯体，艰难地执掌着石油工业的巨轮航向。1994年5月被确诊为肺癌。一年后的4月21日，康世恩在弥留之际，歪歪扭扭地写下一个“油”字后，便与世长辞，终年80岁……
老战友是在301医院去世的，那时余秋里也住在那儿，但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植物人的最悲哀之处。据工作人员讲，1994年10月，当得知余秋里将军一跤跌下后再没从病榻上起来的消息后，已是重病在身的康世恩立即退掉已安排好的到上海进行治疗的公务车，抱病来到病室探望。面对躺在病榻上全无知觉的老战友，康世恩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余部长，你醒醒，我是老康呀！”“你不是说好我们还要一起上大庆去看一看吗？”
将军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说，只睁着一对无光的眼睛朝天望着……康世恩为此老泪纵横。
1999年2月3日晚11时24分，拖了近四年半的余秋里将军的心脏停止跳动，终年85岁。
哀乐响起的第一时间里，朱镕基总理来到将军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下三躬。当总理再抬头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喃喃地说着：“我一定要来看看老领导，可我来晚了，来晚了……”
见此景，将军的五个儿女：圆圆、方方、晓霞、晓红、晓阳等，再也忍不住悲痛，欲绝的恸哭震得天坠地裂。301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和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跟着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与四年多来朝夕相伴却无法用语言交流的老首长告别……那一幕让人心碎。
老夫人刘素阁轻轻地俯下身子，将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那张永远消失温度的冰冷的脸上，久久不起，在那儿缠绵地泣诉着：“你一句话没留就这样走了，你总得有句话呀！你说呀！……”
将军无语，只有盖在他遗体上的那面镰刀与锤子组成的鲜艳红旗，在泪河与万朵鲜花簇拥下跃跃而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