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比较分析茅盾、老舍和30年代“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三种都市文学形态。
本题带有综合性，对分析和概括能力的要求较高，可参考《三十年》第十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第三节相关内容。所谓“现代派”作家主要是指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把现代都市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对象是他们与茅盾、老舍的共同之处，但三者在文化观念、创作方法、叙述视点、形式技巧和文学资源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他们笔下的现代都市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可将以上提及的几个层面作为比较分析的基点，也可从每种都市文学形态的总体特征入手，在论述三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其社会历史成因，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茅盾从社会剖析角度看重经济的阶级的分野；老舍更多从文化层面表现市民社会的生活形态；现代派笔下则多是消费主义覆盖下的城市人的感觉体验，包括人性变异、扭曲等现象。注意结合具体作品来展开论述，既有宏观把握视野，又有具体分析。在比较分析中还要考虑到上述每种形态构成的复杂性与相对性，既要揭示区别，又要兼顾彼此联系。
（10）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我在霞村的时候》三篇作品为例，评析丁玲对于妇女题材创作的开掘。
此为综合性论题，有较大难度，必须认真阅读丁玲的三部小说，在此基础上，分析丁玲创作中对女性题材的关注以及所表现的特点，最好能将其与丁玲整个创作发展联系起来评价。要点包括：1．20年代末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代表了丁玲的“五四”创作，塑造了“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典型，挖掘了青年女子在性爱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可参阅附录茅盾的文章《女作家丁玲》）；2．同样是20年代末的《阿毛姑娘》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都市文明对在封闭的封建宗法社会中长大的农村姑娘的强烈心理冲击，挖掘了女性在物质、金钱方面的渴望与焦灼；3．40年代解放区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反映了在民族战争中女性对苦难的乐观与坚韧，探讨了传统女性的贞操观念与民族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可参阅中岛碧《丁玲论》第五节，原载日本《飚风》1981年第13期，摘自《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孙瑞珍、王中忱编）；4．把握丁玲对女性问题涉及范围的广度：从知识女性到普通农村妇女；深度：从爱情、婚姻自由到她们在革命、政治中的地位与尊严，反映出丁玲从早期关注女性自身到后期关注女性与民族国家问题的逐步转变与深入。可参阅冯雪峰：《从〈梦坷〉到〈夜〉——〈丁玲文集〉后记》，原载1948年1月《中国作家》第1卷第2期，原题为《从〈梦坷〉到〈夜〉》，选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必读作品与文献】
沙 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张天翼：《华威先生》
钱钟书：《围城》
路 翎：《饥饿底郭素娥》
张爱玲：《金锁记》、《封锁》
孙 犁：《荷花淀》
丁 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评论节录】
赵 园：《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
钱理群：《新小说的诞生》
赵 园：《孙犁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评路翎小说的艺术个性
这是一个狂野、雄放、不同程度地染着原始蛮性的世界。打开他的早期作品《饥饿底郭素娥》，人物——乡村女人郭素娥与她的情人矿工张振山，俨然由“创世纪”一类的传说中走出来。他们美得丑陋，雄伟得粗野，像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而且也像那些半兽一样，有着异乎寻常的性欲。这无论如何不像那一时代中国人日常的生活世界。这儿是一片原始的榛莽，生命发出震耳欲聋的喧嚣，茁壮得惊人。在《饥饿底郭素娥》之后，路翎笔下的生活，愈益靠近人间世。但是形象的雄伟性，仍然构成路翎小说人物的醒目标志。尽管渐渐地，由“雄强”而“原始”，到“雄强”而“现代”。人物的生活状态也在摆脱作者一度酷爱的“原始的山林的性质”。
路翎颂扬强者，——从物质、精神双重压力下站起来的强者，从自我的软弱和卑琐情欲、渺小激情中挣脱出来的强者，从个人悲剧、苦难中走出来的强者，强有力的男人和同样强有力的女人。他的小说的悲壮美，首先来自人物的精神力量，来自“性格”。
这是一些被超常的欲望燃烧着、煎熬着的人们。他们凶猛地挣扎，在每一瞬间都企图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束缚中冲出去。这种心理倾向，这种情欲，才构成路翎小说世界的最深刻的内在统一。
那个乡下女人郭素娥说：“……我们过得真蠢！”这无论如何不像是她自己的话。但整整一部《饥饿底郭素娥》，正是由人物带着“病态”的欲望，酿成激动不安的氛围，引出令人心悸神动的艺术效果。
巨大的苦闷，是“渴欲”与“追求”的伴生物，路翎式人物的“受虐狂”的倾向，通常是极度的精神饥渴、精神压抑中的心理变态。也还没有过另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以这样的方式描写苦闷。这种苦闷简直比死还要可怕，有时候只有经由“残酷”、经由仇恨，——彼此的詈骂、厮打，才能稍为解脱。
“渴欲”和“追求”，使路翎作品有“饱和感”，“膨胀”在作品里的“蠢蠢跃跃的力量”，仿佛“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直接造成了作品内在的紧张性。在关于这些极度“焦渴”、“饥饿”的人们的描述中，中国小说美学在“疏密”、“疾徐”以至“虚实”等等方面的要求，统统被忽略了。读路翎的小说，你往往会受不了那种持续的紧张：你感到喘不过气来。持续的紧张在长篇里使人更难以忍受，但路翎正是这样写出了他的庞大的《财主底儿女们》和另一个长篇《燃烧的荒地》。这是路翎小说的节奏形式。你可以不习惯，感到压迫，但它仍然是一种节奏形式，与作品包含的心理内容、情绪特征，尤其与人物的气质、行为方式，甚至是和谐的。
再没有什么，比那些意象，比那些意象所显示的情欲，更足以表达对于“个性底积极解放”的“寻求”的了。“个性底积极解放”的渴望，表现在人物的深刻苦闷中，表现在他们冲决既有生存方式的不断挣扎、“扰动”中。当然，他有时也径直让人物喊出他们的“饥饿”，比如郭素娥。关于这个人物，胡风说过：她“是封建古国底又一种女人，肉体的饥饿不但不能从祖传的礼教良方得到麻痹，倒是产生了更强的精神的饥饿，饥饿于彻底的解放，饥饿于坚强的人性”。蒋纯祖，由于是有教养的知识者，有可能把他的“焦渴”，更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中国，也许到了现在，更需要个性解放的吧，……”
他的全部作品（而不是个别人物），都给人以强烈地“追求”的印象：痛苦的，辗转不安的，但目标还待明确的“追求”。他的小说内在的“紧张感”也来自这里。这种总体倾向使他的创造物缺乏平衡、和谐。处处可以听到不谐和音，处处可以发现未经调匀的色彩。你惋惜地想到，这破坏了他的作品艺术上的完整，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正是在这种“不平衡”中，蕴蓄着一种力量（虽然你也同样难以确切地指出它来）。这种力量“扰动”着你，使你不安，使你情不自禁地要沿着作者的思路作进一步的追索。
——这就是那个执拗地追求、却终于未达“终点”的路翎，是那个未完成、未及完成的路翎。幸呢，抑是不幸？要知道，没有路翎式的追求，固然没有路翎；而没有这种“未达终点”和“未及完成”，也就没有了路翎。
在路翎的小说里，情节的戏剧性，往往让位给情绪的戏剧性，——如狂涛大浪，骤起骤落，过程中充满着的，是感情的无穷转折（而且转得那样“陡”）与连续爆发。故事也许可以概括在三言两语中，情绪却极尽曲折；表现形态常出人意表，却又真实得可怕。这“情绪”不只凶猛狂暴，而且像是有“重量感”。它狂放而又沉重，挟着一股力向你袭来。即使儿女私情，在路翎的天平上，也仿佛比在别人那里分量更重。因而李健吾先生这样论到路翎，“吸人的是他的热情，不是他的理论”。你在这种“热情”，这种情绪的狂澜中“感觉着”作者，一个对生活、对人生认真到近于迂执的作者。他的人物说：“我懂得了生活，生活是一个严重的东西……”（《青春的祝福·何绍德被捕了》）他的另一个人物叹息着：“一件严肃的事，生活……”路翎和路翎小说人物的狂热，正出于对生活极端的严肃、郑重。当一个人以“生活”为“严肃的事”，表现出异乎常人的认真时，痛苦之于他，是不可免的。“狂热”是对于重压的情绪上的反拨，是“痛苦”的非常态的宣泄。
还有必要顺带谈谈他的小说语言。这语言是“不透明”的，重浊的，常常被种种“附加成分”弄得累赘不堪的。但你得承认，他的文字喷发着一种热辣辣的气息。这个“力”的崇拜者，英雄性格的颂扬者，力图在他的每个修饰语中都注入“力”。这些修饰语强调着“浓度”、“力度”，极力加强着“特征”的分量。这样的描写有时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沉甸甸地向人物也向读者压过来。这儿可没有圆熟的文字技巧，决不足作为初学写作者的范本。但这是路翎为自己的意象、为表现自己人物的情欲和作者的个人激情而选择的语言，创造的表达方式。目的与手段间的“和谐”与“距离”，在这里也都存在。
（录自赵园：《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论张爱玲
在初版《传奇》上，有一段张爱玲的卷首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她所说的“普通人”大多是生活在上海弄堂的各类市民，她有好几篇小说写香港，仍多是“上海人在香港”。她的题材几乎全是他们的婚恋生活、两性关系。因而依照古代传奇的分类，可以归入“言情类”。如唐传奇的“言情类”有《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我们亦可称《金锁记》为《曹七巧传》，《倾城之恋》为《白流苏传》。正如有人所说，张爱玲的出现，开了我国言情小说的新生面。《金锁记》写的是麻油店女子曹七巧嫁给富户姜家残废的二儿子，以青春为代价分到一小部分家产。自从有了这“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她赶走了自己曾经爱过的老三季泽，狠心地破坏子女的婚姻幸福，自己没有得到的也绝不让他们得到。金钱的腐蚀使她丧尽母性、妻性，心理变态，成了可怕的畸形人。七巧只是张爱玲塑造得最完整的形象，她笔下男男女女的婚恋，也同样都以金钱为支点。如果没有明显的财产追求的目的，也一定受着某种利害关系的支配。
除了七巧等个别人物，张爱玲笔下的婚姻已非包办式的，即便由亲友拉纤引线，当事人自己还是有决定权的。然而从她描绘的一个个故事中，看不到现代自由恋爱的天真、纯情，甚至连封建时代后花园私订终身式的浪漫气息也没有。不妨说市民阶层是最缺少激情、缺少诗意的。他们从客厅转到卧室，从卧室转到厨房，在那平庸而又平淡的生活状态中，也许婚恋还比较能撞出些感情的火花，然而又是多么微弱、暗淡。张爱玲选择了这样的角度，从无情的言情中，直切了下去，切入市民阶层的五脏六腑，切到人性的至深至痛的部位上了。
张爱玲的人物最值得注意和称道的，还是女性形象。首先当然是曹七巧，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厚实的市民形象。她本来就是小市民，类似鲁迅《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如果不嫁到姜家，她充其量也只是个“麻油西施”。可惜没落的姜家无法把她提升为贵族，她以卑贱之身要在姜家立足，不能不拼死挣扎，而赖以抗争的本领，就是她的市民性。这里表现了市民阶层特有的生命力和破坏性，直搅得姜家天昏地黑，断子绝孙。这生命力的来源就是世俗的物欲、情欲，而她的破坏性则源于市民阶层的盲动性，因为他们目光短浅，缺少理想和教养，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他们生命力越是发挥得淋漓，市民性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