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张定璜评《呐喊》的特色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的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救国，或正在向民众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权，或正在提倡人道主义，或正在作这样作那样，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枝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你别想去恐吓他，蒙蔽他。不等到你开嘴说话，他的尖锐的眼光已经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许比你自己知道的还更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去抹杀那表面的微细的，怎么样去检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虽然你会打扮的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主张绅士的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硬的甚而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窃偷，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看见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见阿Q的枪毙——一句话，看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么？《水浒》若教你笑，《红楼梦》若教你哭，《儒林外史》之流若教你打呵欠，我说《呐喊》便教你哭笑不得，身子不能动弹。平常爱读美满的团，或惊奇的冒险，或英雄的伟绩的谁也不会愿意读《呐喊》。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呐喊》里面没有像电影里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奋的光景，因为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就没有那样光景。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那里去都遇得见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找来找去不过是孔乙己偷东西给人家打断了腿，单四嫂子死了儿子，七斤后悔自己的辫子没有了一类的话罢了，至多也不过是阿Q的枪毙罢了。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无法拒绝它。它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的地方非常之深。
（录自张定璜：《鲁迅先生》，原载1925年1月《现代评论》，收入《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下册，国家版本图书馆编）
▲李长之对鲁迅人格心理的一种看法
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
景宋说他“是爱怕羞的”，又告诉我们，“他自以为不会做事”（《鲁迅在广东》，五二、五三页），我想这是他的真面目。
在一般人所认为极容易的事，在他就不能，也不耐了：看他在厦门时的听差和吃饭问题吧：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去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几个人却要他接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没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自己的工钱，都已豫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自己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只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帐也在向我索取。（《两地书》，一七四页）
结果呢，他说：“我本来不善于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之后，菜又不好吃了，伏园自己还可以作一点汤，他却只会烧白开水，什么菜也不会做。（《两地书》，一七九页）
我们见不少为鲁迅作的访问记都说，他的衣饰是质朴的，并不讲究，这一方面当然是根于他的并不爱美的天性，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他不善于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了。在这种地方，我们不难想象倘若是一个精明强干，长于任事的人，是如何重视着的，于此便也可以见一个好对照。
鲁迅自己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两地书》，一七五页）所谓不修边幅，不讲究衣饰，正是这一方面的小小的透露。
他常是对环境加以愤恨，他讨厌一般人的“语言无味”，他慨然于天下浅薄者之多（《两地书》，八九页），他甚而只愿意独自躲在房里看书（《两地书》，一一七页），他处处有对“群”的恶感。他形容厦门大学：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两地书》，一三一页）
他的结论是：“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极端憎恶的态度，是溢于言表了。
他和群愚是立于一种不能相安的地步，所以他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两地书》，一八页），所以他说：“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两地书》，九六页）。在应酬方面，他是宁使其少，而不使其多，甚而加以拒绝。关于这，景宋当然知道得最清楚（《两地书》，一六三页），林语堂却也有同样的记载，以为：“常常辞谢宴会的邀请”，已是“他的习惯”（见其用英文写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鲁迅》一文）。
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内倾”的。在这里，可说发现了鲁迅第一个不能写长篇小说的根由了，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他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的缘故。这是因为，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跃，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
然而他写农村是好的，这是因为那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还没至于这么厌憎环境。所以他可以有所体验，而渲染到纸上。此后他的性格，却慢慢定型了，所以虽生长在都市，却没有体会到都市，因而他没有写都市人生活的满意的作品。一旦他的农村的体验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便几乎没有创作了。
在当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的了吧，这是从他的杂感中可以看得出的，倘若我们想到这是不能在实生活里体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偿时，就可见是多么自然的事了！
就在这种意味上，所以我愿意确定鲁迅是诗人，主观而抒情的诗人，却并不是客观的多方面的小说家。
鲁迅在灵魂的深处，尽管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
在文艺上，无疑他没有理论家那样丰富正确的学识，也没有理论家那样分析组织的习性，但他在创作上，却有惊人的超越的天才。他说：“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三闲集》，一四页），这也恰恰是创作家的态度。
单以文字的技巧论，在十七年来（一九一八——一九三五）的新文学的历史中，实在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人。天才和常人的分别，是在天才为突进的。象歌德一创造《少年维特》就好似的，鲁迅之第一个短篇《狂人日记》已经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颜色。在《阿Q正传》里那种热烈的同情，和从容、幽默的笔调，敢说它已保证了倘若十七年来的文学作品都次第被将来的时代所淘汰的话，则这部东西即非永存，也必是最后，最顽强，最能够抵抗淘汰的一个。美好的东西是要克服一切的，时间一长，自有一种真是非。
鲁迅文艺创作之出，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奋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上开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黑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来农村崩溃，都市中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而且，那种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忠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巧为运用，加之以人类所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对于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于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讽笑和攻击，这都在在显示着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
鲁迅在理智上，不象在情感上一样，却是健康的。所谓健康的，就是一种长大发扬的，开拓的，前进的意味。在这里，我不妨说明健康和道德的分别。健康是指个人，或整个的人类在生存上有利的而言，反之则为病态的。道德不然，是撇开这种现实的，功利的立场，而争一个永久的真理。因此病态不一定不道德，健康也不一定道德。屈原可说是道德的，然而同时是病态的，歌德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可说都是健康的，也都是道德的。鲁迅则在情感上为病态的，我已说过无碍于他的人格的全然无缺了，在理智上却是健康的，就道德的意义上说，我依然觉得道德。
鲁迅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者抗战。他为女人辩（《准风月谈》，九四页），他为弱者辩（《准风月谈》，七页，一五七页）。他反抗群愚，他反抗奴性。
他攻击国民性，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卑怯，这是从《热风》（一一五页），《呐喊》（四页，八页，一一页），《华盖集》（二二页），以至《准风月谈》（四六页，七○页），所一贯的靠了他的韧性所奋战着的。为什么他反对卑怯呢，就因为卑怯是反生存的，这代表着他的健康的思想的中心。
在正面，他对前进者总是宽容的。他在自己，是不悔少作（《集外集》序言，一页；《坟》，二九七页；《而已集》，五八页）；对别人，是劝人不怕幼稚（《热风》，三三页；《三闲集》，九页；《鲁迅在广东》，八九页）。战斗和前进，是他所永远礼赞着的。
他之反对“导师”之流，就是因为那般人“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集外集》，六八页），我觉得鲁迅在思想方面的真价值却即在劝人“走”。
他给人的是鼓励，是勇气，是不妥协的反抗的韧性，所以我认为他是健康的。
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
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