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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考察对于鲁迅杂文的批判性与异质性特征的认识与理解。答这道题首先要理解鲁迅的这种与中国文人之道相悖的异质性是他这些遭遇的主要原因。所谓鲁迅杂文的异质性，主要指其“不克厥敌，战斗不止”的批判精神，与中国文化及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的相悖。其次，要清楚这是鲁迅自觉的文化选择，可以结合鲁迅的具体杂文，从他的性格、思想、当时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分析他选择这种异质性文化立场的原因，如他对现代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即不断揭示现实人生的弊病和思想文化的困境等。最后还要注意到，他的批判性文化立场的选择，背后的“立人”思想。最好综合阅读鲁迅的《我还不能“带住”》、《关于知识阶级》、《文化偏至论》等文，并参考《三十年》中第十七章第二节的论述。
（2）试评鲁迅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征。
这是一道偏重知识性的题目，“砭锢弊常取类型”既是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是他杂文创作的基本艺术手段。回答这道题首先要从鲁迅杂文中“个”与“类”的关系，来分析他独特的杂文思维方式，即由具体的“这一个”作为思维起点，通过巨大的思维穿透力，提升为保留着形象具体特征又具有广泛性的“标本”，成为“个”与“类”的统一；其次要以鲁迅杂文体系中的著名“共名”（如“走狗”类型等）为例分析这种艺术手段所带来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效果；如果更进一步思考，还可以评述应如何看待这种艺术手段及其引起的争议。可以参考《三十年》第十七章第二节，并结合鲁迅的《〈伪自由书〉前记》、《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准风月谈〉后记》、《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
（3）试评鲁迅《故事新编》中“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及其审美效果。
这是一道偏重知识性的题目。要点：1．结合作品对这种艺术手法进行描述，即《故事新编》都是以有典籍记载的女娲、禹、老子、庄子等古人古事为中心，但其中往往穿插着次要的喜剧性人物，他们口中常常出现大量现代语言、情节与细节，例如令古代人物说出OK、莎士比亚等；2．评析这种手法的艺术资源及带来的审美效果，除了论及这种艺术手法带来较为明显的戏谑化的喜剧效果外，还要注意到这种被鲁迅称做“油滑”的手法，是借鉴了传统戏剧里“丑角”脱离剧情的插科打诨，它可以在审美上造成一种“间离效果”，用现代照亮并重新审视古代，从而达到讽今，增强现实性和批判性，与他的杂文取得精神上的一致。可以参考《三十年》中第十七章第三节，附录中《王瑶论〈故事新编〉的艺术手法》部分，要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层了解还应该看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的全文（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4）试论鲁迅杂文与小说的关系。
这道题具有一定综合性，考察鲁迅小说和杂文两种文体在文化立场、思维方式、艺术手法、审美效果等方面的内在联系。首先，要注意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有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二者在文化批判和思想批判上常常是相互印证和补充的；其次，要注意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杂文中常常出现的“共名”在创作思维和艺术手法上的相通；第三，要注意《故事新编》是与杂文关系最密切的小说集，现代细节的反复使用（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增强了现实性，在批判精神和艺术效果上都与杂文显示出内在的一致性。这是第（2）（3）题的拓展和综合，可以参考前面两道题，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
（5）论鲁迅杂文的文体渊源和艺术特点。
这是一道拓展思考题，适合于高年级和考研同学，主要考察鲁迅杂文在文体上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可以参考附录中《鲁迅杂文和魏晋文章的关系》，围绕嵇康等人的“魏晋文章”与鲁迅杂文在精神气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历史渊源，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如对统治者讥嘲的笔调、简约严明的文风、针锋相对的论辩方式等等。
【必读作品与文献】
《灯下漫笔》
《这个与那个》
《“友邦惊诧”论》
《二丑艺术》
《捣鬼心传》
《奇怪》
《病后杂谈》
《阿金》
《铸剑》
《采薇》
【评论节录】
画 室（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
何 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刘再复：《文学的反思》
王 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冯雪峰对鲁迅与革命关系的评价
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鲁迅自己，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文化批评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艺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中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傍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也仍立在向来的立场上，同时他常常反顾人道主义。
（录自画室（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冯雪峰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瞿秋白论鲁迅杂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他自己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从满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党，陈西滢们……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都是他所亲身领教过的。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隐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这种思想其实反映着中国的最黑暗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反映着当时的经济政治关系。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农奴制度给每一个农民以“独立经济”的幻影和“爬上社会的上层”的迷梦。这都是几百年来的“空前伟大的”烟幕弹。……善于读他的杂感的人，都可感觉到他的燃烧着的猛烈的火焰在扫射着猥劣腐烂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第二，是“韧”的战斗。“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真正是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
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这个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他的杂感简直可以说全是反虚伪的战书……
（录自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
▲论鲁迅杂文的“社会相”类型形象
鲁迅杂感的美学价值，无可争辩的文学性，首先就在于他塑造了一系列的中国“社会相”类型形象。
这种“类型”形象，是艺术形象的一种形态。他不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对社会进行认识、观察，然后用文学笔触加以概括，使之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客观形象。有人说古希腊是最天才的造象者，希腊神话的诸神便是他们的想象和观念综合而创造出来的影象。如果说，希腊神话家们是人的心理影象的天才造象者，那么，可以说，鲁迅则是“社会相”类型的天才造象者。
鲁迅说，洋服青年拜佛，道学先生发怒，这都是平常的社会现象，人们习以为常，但杂感讽刺家却敏感到这是一种“社会相”类型，给它特别一提，就创造出动人的艺术形象。他说：“‘讽刺’却是正在这时候照下来的一张相，一个撅着屁股，一个皱着眉心，不但别人看起来有些不很雅观，连自己看见也觉得不很雅观；而且流传开去，对于后日的大讲科学和高谈养性，也不免有些妨害。”讽刺家“照下来的一张相”，就是“社会相”。这种“社会相”，在鲁迅著作中常被称为“世相”、“世事的形相”、“人间相”。鲁迅把自己的杂感文学作为一种批判旧世界的武器，它无情地揭露这个坏透了的社会的一切假面和伪装，全力地显示其社会各种丑恶的本相，他声明自己写杂感的目的就是“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后来他又说，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丑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以艺术改造社会为伟大目的，使鲁迅也特别用艺术手段显示出种种“社会相”，因此，他认为多种艺术都应当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显示“社会相”。他在评价《儒林外史》时说，在吴敬梓笔下，“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在《〈何典〉题记》中又说，此书“多是现世相的神髓”，“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在评论珂勒惠支的绘画时，他指出，珂勒惠支的成功，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紧握着世事的形相”。
这里，我们看到：鲁迅所指的“社会相”，不是社会表层上的习俗风貌，而是社会世态的神髓，社会某种人群的灵魂。他的杂感，正是吸取了其他艺术品种塑造“社会相”形象的手法，用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杂感形式，来塑造“社会相”的图画。
“社会相”类型形象，在鲁迅杂感中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要一一加以列举，至少可以制成一张《鲁迅杂感“社会相”类型百图》。这一社会形象百图，可以从“五四”初期他最早在《随感录》中塑造的那种把祖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