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评论应偏重风格把握，因此要重视自己的阅读体验。
一 《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4号开始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杂文。此后有诸多报刊仿效开设同类栏目，使杂文承担了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任务，成为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新青年》随感录作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是其中主要作家。“随感录”杂文大都是论战批判色彩浓厚的急就章，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来阅读。同时，应初步了解“随感录”对后起的“语丝”派等散文诸流派的影响。
二 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2）这一节是本章的重点。周作人思想比较复杂，“五四”时期就有所谓“叛徒”（反抗者）与“隐士”（超离现实者）的两重性格，但他又是现代散文的大家，对他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一是要了解其散文观。他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并提倡抒发个人情性的“言志”小品文。二要了解周作人小品的艺术特质，即多作闲谈体，借鉴明人小品与外国随笔的笔调，形成自然隽永，冲淡平和的风格，或者可用“闲适”两字来概括。应精读其《喝茶》、《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作品，留意自己原初的阅读感觉，注重其耐人咀嚼的那种“涩味”与“简单味”，并分析产生其“味”的因素（如文体、语言、节奏、趣味，等等）。当然，也需看到周作人散文有所谓“中年心态”的落寞与颓唐一面。应了解周作人于抗争的小品之外，又分出闲适的一脉散文来，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影响。如俞平伯、冯文炳（废名），都是这一派散文家。
三 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3）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也应作为评析的重点。要了解“五四”时期“冰心体”散文容易引起青年读者共鸣与模仿的原因。对其如何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成典雅、凝练、明丽的文学语言，应多加细析。朱自清的散文多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同学们较熟悉。学习中应着重从文学（散文）史的角度，考察其如何在20年代就被看做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创作的典范。对其散文中常见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气质，以及有时难免着意为文的缺失，也应有所讨论。此外，对“用赤子之心”写作的丰子恺，受英国随笔影响甚大的梁遇春，以及报告文学的先行者瞿秋白，都应有大致的了解。
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4）郁达夫散文带有“自叙传”特点。读他的散文，应侧重领略其才情及其坦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可以重温第三章有关郁达夫小说的评述，这会加深对郁达夫自剖式散文的理解，因为其小说与散文界限不明显，而基色却是相同的。
五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5）由“语丝”派所生成的“语丝”体散文，其特色主要是作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且“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应看重其文体创造方面的贡献及后来的分化与影响。而“现代评论”派散文在思想取向上不像“语丝”派那样具有批判性，文体方面的影响也不及前者。对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自由而华丽的散文，以及陈西滢的“闲话”式幽默散文，亦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知识点】
《新青年》随感录、美文、言志派散文、废名气、冰心体、《缘缘堂随笔》、英国Essay的影响、《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语丝文体、现代评论派、《西滢闲话》。
【思考题】
（1）鲁迅在30年代曾这样评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试借用鲁迅的评价，并结合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的分析，说明“五四”散文格外发达的状况及其原因。
这道题包括“状况”和“原因”两个方面，偏重考察对于文学史脉络的把握。可参考《三十年》第七章开头部分。要点：1．对“五四”散文“数量之大、文体品种之丰、风格之绚烂多彩、名家之多”这一发达状况的总体概述；2．梳理不同风格流派的散文创作，如《新青年》杂志上鲁迅、李大钊等人的随感录体散文，鲁迅的独语体散文《野草》，周作人等人“冲淡平和”的言志派散文，冰心、朱自清等作家的抒情“美文”，等等，注意要有代表作家作品的文体风格的简要分析；3．原因注意四个方面：a．文体自由、容易掌握，所以写作散文的作家较多，b．简短灵活、适于进行思想启蒙与社会批评，为当时个性解放的社会风气认同，c．若要对中国强大的文言散文传统的构成挑战，必须要多下功夫写出白话“美文”，d．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文学体式艰难的探索期，“五四”散文与传统散文更深的内在联系促进了自身的迅速、良性发展。
（2）试评周作人的散文观，及其小品文创作的主要特色。
这是一道考察作家作品的论述题，要求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文学感受。要点：第一，评析周作人“言志”的散文观，包括其核心观念（即以个人的自我抒发为中心）、文学理论资源（西方的“美文”概念的引入以及对晚明独抒性灵的小品文的融化），更深一步还可以分析其散文观的文学观基础（“人的文学”）；第二，概括评述周作人的小品文，主要是指他1924年经历了“五四”落潮的彷徨期后所写的大量寄托个人精神理想、表达个人趣味的“闲话体”散文，以“冲淡平和”为主要风格；第三，可以结合个人感受，分析其小品文取材、文体、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如平凡琐碎生活（饮茶、听雨等）中透露着的情趣，与朋友闲谈般从容舒徐却内涵丰富的文体，富于涩味与简单味的语言等。可以参考附录中《关于周作人的闲谈体》和《周作人散文的风格》两篇节录。
（3）从散文语言运用和文体创造方面比较评析冰心与朱自清的创作风格异同。
这道题考察学生综合的文学鉴赏能力，但也应该了解文学史背景下两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他们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并在抒情散文方面有很高成就。要点之一，两人创作风格上的相同之处，是都长于缜密、漂亮的抒情文体，语言精致流畅，成为现代白话文体的典范。要点之二，两人创作风格的相异之处：可以参考附录中《关于朱自清的抒情文体》和《关于冰心的“小诗”体》，以及温儒敏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中第九讲第二节的部分，注意结合对作品的阅读体会。提示：在语言上，冰心善于把文言文、白话文、西文杂糅、融化在一起，而朱自清更多地运用经过细致的锤炼的口语，并注重修辞；在文体上，冰心多以思想情绪的抒发为中心，形成其“小诗”体（“冰心体”）风格，清丽柔美但也会有刻意雕饰和夸张的痕迹以及单调感，朱自清则更注重结构的严谨、脉络的清晰和描写的精美，形成一种精致但不失温柔敦厚的典范的现代散文体，但又不如冰心行云流水般的文体亲切自然。
（4）以杂文与小品文为例，论述新文学与作为载体的报刊的关系。
这是一道拓展题目，由高年级和考研的同学选做。文学与报刊杂志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新文学初期《新青年》杂志与“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例进行分析，例如作为报刊载体的《新青年》为随感录创作提供的共同的舆论空间、《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对随感录文体生成的影响和作用，以及《新青年》的这种同仁性质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反过来对杂志的方针、倾向的影响等，可结合《三十年》第七章第一节，和附录中《新文学与报刊杂志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关于报刊研究的大量成果进行分析。
【必读作品与文献】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喝茶》、《苦雨》、《北京的茶食》
俞平伯：《清河坊》
冰 心：《往事》其二之八、《山中杂记》之七、《寄小读者——通讯七》
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春》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
梁遇春：《观火》
【评论节录】
刘 纳：《五四新文学中的散文》
佘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
孙席珍：《论现代中国散文》
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中的散文
为什么并未被新文学倡导者看重的散文，其“成功”却超过了有幸受到推崇与重视的其他文体？
已经有很多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其中，朱自清写于1928年的《〈背影〉序》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朱自清探寻了散文的发达的“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他同时又认可了散文发达的另一原因“在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不少研究者沿着朱自清的思路做过深入细致的阐释。
何其芳写于1937年的一段话更具启发性：
……在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产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
何其芳对新文学中散文成就的估价似乎与鲁迅、朱自清相距甚远。当他力图以独立的散文意识重新审视这种文体已经走过的道路，他遗憾于散文“独立性”的缺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否定态度指出了两种在他看来不合格的散文形态——“未完篇的小说”与“短诗的放大”。我们能从中获得启示，进而探讨这两类散文的正面价值。
回潮新文学的源头，在小说与诗这两种文体的革新过程中，都曾把“散文化”当作文体解放的重要环节。
“五四”初期的小说作者无不以挣脱定型化的镣铐，抛弃传奇体、章回体的呆板程式为己任。在打破“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之后，新一代作者把小说看做一种自由、开放的主体。周作人曾把外国“抒情诗的小说”介绍给中国的作者读者，他说：“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在我国小说以叙述性因素占绝对地位的传统被打破之后，小说中的主观抒情因素急剧增加，这使得它具备了某些抒情类文学体裁的特点，于是，小说与散文亲密地靠拢了。在“五四”时期，小说接近散文成为普遍的现象，不少小说与散文难区分，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也只笼统地列“创作”一栏。许多当时作为“小说发表，又被作者收入小说集的作品，其实更像散文，其中包括鲁迅的《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等。
我国现代诗歌的变革也是从诗的散文化开始。胡适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康白情在《新诗的我见》中说得更干脆：“诗和散文，本没有什么形式的分别。”当作者们以开拓勇气“打开”“诗栏与文栏”，诗与散文的界限也被模糊了。一位作者做过这样的总结：“诗底音调与形式已完全和‘词’不同而和散文相近，有些新诗并且连分行写法也弃而不用而用散文底写法。”
如“五四”时期一位作者所说，当时的各种文学体裁“似乎是挤在一条路上”。小说与诗分别以“未成篇”的和“放大”的形态“挤”到散文的领地里来了，散文接受其他文体侵入的过程也是它便利地、无拘束地向其他文体扩展的过程。当各种文体形式都得到空前的解放，散文自由奔放地迈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新文学倡导者们较为重视小说和诗，而创作实绩中收获最丰的却是散文。
尽管写作过程往往带有即兴性与随意性，“自由”的散文却几乎成为“五四”时期最富形式感的文体。在不少作者的笔下，它比同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诗歌具备完满的形式因素。这当然因为散文这种“自由”的文体对形式的要求较低，不像小说那样向作者要求叙事结构方面的技巧手段，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