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利，而那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和西方
式的民主。
到 1978 年时，邓小平右耳听力已经很差，这妨碍了他参加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会议。他更喜欢看报，每天上午
都会一个人坐着读各种报告；他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为他拿来十五份报纸和所有重要报告，邓小平会从中选出那些值得花
时间去阅读的东西。会见外宾对他来说要更容易一些，因为译员可以直接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使他能够与客人自如地交
谈。邓小平讲一口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不过会讲普通话的人并不难听懂，所以他不必放慢语速。邓小平面对的
任务令人望而生畏，但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人比他作了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是从性情和习惯上更能胜任。
邓小平有着本能的爱国主义和为党献身的精神，他的同事也都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邓小平的爱国思想形成于他
14 岁那年，当时他就读于广安县中学，他走上街头示威并感受到了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年后他去了法国，分派给
华人的苦力活和求学前景的落空让他大失所望，于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
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在法国的五年和在苏联的一年，使邓小平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他有机会观察一
个现代国家的工商业；在苏联的一年使他得以观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
在法国时，邓小平就加入到一小群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思考整体战略的知识分子中。从那时起，通过和这些中国
革命的大战略家交往，邓小平培养起一种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够从一个「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将理论加以落实、
如何用理论来影响社会。在法国期间，邓小平放弃了工厂的工作，为周恩来枣他比邓小平大六岁枣领导下的那个小
小的中共党支部干些杂活。他当时的工作是印刷向留法中国学生传播左派思想的宣传册，所以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
绰号。但他实际上变成了周恩来的徒弟，能够观察这位去过日本和英国、已是圈中青年领袖的人如何建立组织。尽管邓
小平是这个团体中年龄最小的之一，但他很快就进入了欧洲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执委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枣苏联刚刚
开始在这里培训中国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枣邓小平被编入第七组，这个组专为培养国际共运的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而设。他在中山大学有机会理解苏联如何开创共产主义运动，并了解他们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展运动的看法。
除了短暂的中断，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十分接近最高权力的位置，这使他得以从内部观察最高领导人对形势变化的
反应。1927 年回国后不久，他又回到周恩来手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们过去的同事蒋介石正试图将共产
党斩尽杀绝，因此他们要努力找到生存的战略。邓小平不但参与了筹划城市暴动的工作，而且年仅 25 岁的他还被派往
广西领导城市暴动。当毛泽东开始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时，邓小平也去那里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并学习到毛泽东
是如何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在长征期间，邓小平参加了关键性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为领导人脱颖而
出。在长征结束前，邓小平有幸成为毛泽东信任的人。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后不久便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领
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政委。在后来的内战中他又参与接管上海，领导向共产党统治过渡的工作，之后又担任了全国六个大
区之一的西南区的领导人。
最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从 1952 年到 1966 年一直置身于北京的权力中心，他才得以跟毛泽东近距离共事，思
考有关中国发展和外交问题的战略。毛把邓小平当作自己潜在的接班人之一，让邓小平参加政治局会议，并在 1956 年
以后与其他五位国家最高官员一起参加政治局常委会。他是筹划和建立以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为特点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核心人物之一，在西南区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从 1959 年到 1961 年，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社会主义结
构调整中，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1978 年的邓小平，在思考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国家的战略方面已积累了 50
年的经验。
邓小平当了 12 年军队领导人，后来也时常自称军人。虽然他是政委而不是司令员，但他是党的书记，负责批准
军事行动。他与司令员紧密合作，先是在小型游击战中作战，后来又在内战中打过大战役。在 1948 年的淮海战役中，
他担任总前委书记，负责指挥 50 万大军。这是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也是内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他的责任不断加大，在抗战期间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
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 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
全国。
在 1950 年代，邓小平负责指导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当时中国与西方几乎还没有外交。文革期
间允许他恢复工作后，他担任了周恩来的助手，接手领导中国的外交工作。
有人说，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没有多少经验，但经济活动一向就是党内多面手的重要职责。此外，邓小平在 1953
年到 1954 年担任过财政部长，当时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阶段。
宣传向来是中共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在法国时就负责印发宣传品。他在江西苏区受到批评后，被分配管理整
个苏区的宣传工作，在长征期间他再度分管宣传领域。作为部队的政委，他发现最具有说服力的办法是直截了当，为部
队提供大局眼光，把部队工作跟全局及其使命联系在一起。
总之，邓小平有着在地方、大区和中央工作的丰富经验可资利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构思宏观
战略思想的参与者。他在党政军都曾身居高位。1950 年代他参与过从苏联引进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就像他将在 1980
年代主持引进西方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工作一样。
邓小平十分聪明，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在 1920 年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中，他是 84 名过关的学生中年龄最
小的一个。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时就很优秀，学会了背诵大段的儒家经典。从事地下工作时他学会了不留下任何字迹，
只把事情记在脑子里。邓小平不用稿子就能做一个小时条理分明的讲话。毛泽东曾把他称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大事当
前，邓小平喜欢独自一人静静思索，考虑他要说什么，当时机一到，他便能作出清晰、明确的表述。
目睹过自己的同志死于战争和党内清洗，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强硬的性格。他见过许多朋友变成敌人、敌人成为朋
友的事例。他曾三次受到整肃：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 1966 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 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
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
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毛泽东曾经说，邓小平是绵里藏针，外柔内刚。＇0…12＇但邓小平的同事很少感到有「绵」的存在。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喜欢报复，但是只要他断定符合党的利益，即使是忠实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他也会将其革职。
邓小平之所以能挺过难关，固然是因为他和妻子儿女的亲密关系，以及以往克服艰难险阻而形成的自信，但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他直到 1976 年都跟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毛毁了他的很多同志，但是自 1930 年代邓
小平作为毛派第一次受到整肃时，他便跟邓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毛泽东整过邓小平两次，但从没有把他置于死地。他
只是让邓小平靠边站，以便今后可能时再启用他。
邓小平的同事们知道，他认为统治中国是一件严肃的大事，虽然他可以很风趣，但他在与同事交往时总是一本正
经。他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感兴趣，也不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专注于提供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最为需要的坚强领导，
并使他们的共同事业有一种方向感。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覆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
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
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邓小平要比像神一般的毛泽东更易于接近；人们在谈到毛时毕恭毕敬，对邓却可以直
呼其名枣「小平」。他对自己的毛病也很坦然，对客人说自己有三个坏习惯枣抽烟、喝酒、吐痰，而且从中自得其
乐。
邓小平坚定地为党和国家谋利益，不为自己的朋友捞好处。自 16 岁离家之后，他再没有回去看望过父母或回乡
探过亲。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代表某地、某派或某些朋友。他最亲密的同事都是为共同事业一起工作的同志，而不是在组
织的需要之外效忠于他的朋友。他和妻儿的关系特别亲密，但他严守党纪，从不向家人透露高层机密，尽管他的妻子和
四个子女也都是党员。作为严守军纪的军人，他接到命令就会勇往直前，即使他知道这会带来严重伤亡。
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邓小平。有人认为他独断专行，不尊重别人的意见。知识分子对他在 1957 年反右运动
中压制大胆敢言的人很反感。有人认为他过于急躁，太想冲在前面，太想强调纪律。就像任何出色的军人一样，他希望
下属有令必行。他欢迎别人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意见，但是外国人和政治异见人士对党的批评则会让他勃然大怒。
他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作
为最高领导人，他准备按自己的日程表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简言之，当他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他是个严守纪律、经
验丰富的干部，决心为党和国家的需要而服务。
这个人的使命：建设富强的中国
在 1978 年以前的将近二百年里，中国的其他领袖人物和邓小平一样，一直试图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0…13＇
这个与罗马大约同时建立的帝国体制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尽管经历过一些中断和调整，它不但在统治的人口之众、延续
时间之长上超过世界上的任何政府，而且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在这样偌大的一个国度里，从这头到另一头要花上一
个月的时间，因而朝廷官员不可能严密监督每个城镇和乡村执行全国性法规的情况。朝廷发明了令人赞叹的科举制度，
择优选出官员，培训他们，并在予以监督的同时也赋予他们很大的地方自主权。
到 18 世纪末时，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和地区商业的发展，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帝国体
制遭遇到危机。当时中国有大约 1；500 个县，各县平均人口约 20 万，仅靠一个小小的县衙治理。军事、交通、制造业
和运输新技术枣例如火药和船舶枣的进步，促进了经济和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使有限的基层政府无力应对。在过
去二三百年里，朝廷一直限制地方经济，尽量不使其越出帝国的控制范围，而如今北京的统治者却不得不尽力使帝国体
制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中国幅员之辽阔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它在过去 200 年里又翻了一番，而且仍在
迅速增长。在这个时期，它的版图也向着西部和东北方向扩张。在沿海一带，甚至在内陆某些地区，中国军队挡不住外
国人的入侵，各地官员也无法阻止商业活动的扩张。
帝国体制受到的挑战日益严峻，但它仍难以让朝廷相信这个几乎延续了两千年的体制正面临着严重威胁。从 1861
到 1875 年，就在邓小平的祖父节衣缩食扩大自己的田亩时，同治皇帝手下的一批官员则试图平息有增无减的社会乱象。
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了应付国内新兴社会势力和虎视于国门的外敌，需要进行何等深刻的变革，因此他们仍然竭力维护传
统的威严枣派兵平息叛乱，整饬科举，强化儒家教育，以及大举重修宗庙。
同治皇帝的继任者们相信传统体制已然动摇，甲午海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尤其令他们感到震惊。1898 年，在
27 岁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有维新思想的官员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