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很着急。
点燃星星之火：1978 年 9 月 13…20 日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
的东北之行（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
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7…31＇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后来回
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 1977 年 11 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
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7…32＇ 第二次是 1978 年 2 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
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
主义的人。＇7…33＇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
劳动党建党 30 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在最后这次点燃星星之火的东北之行中，邓小平在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日本人旧称「满洲」）停留
了数日，随后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这些地方呼吁更大胆地脱离毛的思想，不要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
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就在邓东北之
行的几周前，华国锋的宣传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各地视察，要求干部拥护「两个凡是」。（后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获得
更大权力后，张平化成为了最先被他撤职的干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其实是回应张平
化意见的一种方式，他要鼓动人们在支持改革开放上作出更大胆的努力。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
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而且他
这些非正式的讲话不必通过正式讲话的批准程序。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汪东兴，但他确实批了「两个凡是」，
支持了「实践标准」，这等于间接地批评了华国锋的班子。中国那些有政治头脑的干部们认为，邓小平赞成「实践标准」，
反对「两个凡是」，是为自己在与华国锋竞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中争取更多支持。他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
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枣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渖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
是」。邓小平说，马列主义并没有告诉中国革命者要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使马列主义
适应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邓小平说，同样，当外国人拒绝卖货物给中国时，发展外贸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现在与外国改
善经济关系的条件已经变得有利了。「四人帮」也许会把跟外国人改善关系说成「卖国」，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旗帜的正确方式，正是适应这些变化，促进对外贸易。＇7…34＇
邓小平在辽宁时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深谙政治复
杂性的人都听得懂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邓无需再讲下面的话：「当『我们』辜负了人民群众，谁应该对此负责？是
谁不愿作出改变来纠正错误？是谁相信凡是毛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
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
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不难断定，邓小平认为，在改变体制、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方面，华国锋做得不够。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渖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
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7…35＇不过，邓小
平对海军第一政委枣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枣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
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枣1976 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
年 4 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枣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
政治局的代表枣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北韩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他
知道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对立，又对自己挨批心中不快，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 120 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
华国锋到来的仪式。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
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
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邓小平一再对他的听众说，要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增加生产需要做的事情。邓小平已经
准备好为增加生产而工作，而听他讲话的人也可以肯定他决心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中央工作会议：1978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5 日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
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
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
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
这是自 1957 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7…36＇ 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5 年中
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1 年至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7…37＇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
着什么。他在 11 月 10 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
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
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准备好了讲话提
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作了充实。＇7…38＇ 但是 11 月 14 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变，又让他的
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7…39＇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 月 11 日，他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
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 11 月 11 日到 25 日之间。当邓小平 15 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
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
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7…40＇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 210 名中共最高层干部。与会者中有很多党政军大员，包括中央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各省级单位党委的两名最高领导和一些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还包括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员。华国
锋在致开幕词时宣布，会议原计划开 20 天，但也许要开得更长一些。最后，会议一直开了 36 天。与会者们把自己关
在从中南海步行即可到达的京西宾馆，因此讨论在晚上、周末和正式会议之外都可以继续进行。＇7…41＇ 会议的形式枣包
括全体大会和分组会枣以及把与会者关在宾馆中的做法，都与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规定和方式一样，但是在
上次会议的 20 个月之后，政治气氛已全然不同。
这种会议的形式便于所有与会者参与。除了四次全体会议之外，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六个组（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组的与会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天会有一份各组的会议简报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当某一分
组要把它的观点写入报告时，成员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决定。＇7…42＇邓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样，没有参加分组会，
但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报告。＇7…43＇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 1976 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
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华国锋已经作出的调整仍不足
以使众多参会者满意枣他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4 月 5 日去天安门广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
了悼念周恩来，然而，这次示威仍被贴着「反革命事件」的标签。1978 年 11 月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
感到气愤。＇7…45＇尽管华国锋再次表示，邓小平没有参与「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干部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事件，邓小平
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
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7…46＇
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国
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者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是」。在说明了会议日
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的贷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准许的。
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
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
应当游街。＇7…47＇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
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很难不赞同华国锋讲话的主调。
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
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
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
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
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
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7…48＇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
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
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
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 30％。＇7…49＇
但是，纪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