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登（Suzanne Ogden）、欧伟伦（Bill 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
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杜维明、王甯、华琛/屈顺天（James L。 Watson）、瓦特夫妇（John
and Anne Watt）、怀默霆、韦杰夫（Jeff Williams）、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沃尔夫（David Wolff）。
我也同其他地方的学者讨论过相关问题，他们包括白志昂、伯恩斯坦（Tom Bernstein）、陈广哲、大卫斯（Deborah
Davis）、杜芬、高尔德（Tom Gold）、坦梅？戈尔斯坦、桂本青、蓝普顿、林培瑞、赵文词（Richard Madsen）、
戴慕珍（Jean Oi）、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白鲁恂（Lucian Pye，已故）、赛缪尔斯（Dick Samuels）、
沈大伟、谢淑丽（Susan Shirk）、索林格（Dorie Solinger）、谢德华（Ed Steinfeld）和魏昂德（Andrew Walder）。
我还得到过以下人士的帮助：安和丽（Holly Angell）、夏滴翠（Deirdre Chetham）、埃斯帕达（Jorge Espada）、
高申鹏、吉伯特（Elizabeth Gilbert）、罗索（Anna Laura Rosow）、索耶尔（Kate Sauer）、石文婴和张烨。同
在哈佛查阅 1949 年以后资料的所有学者一样，我对费正清研究中心冯汉柱图书馆的馆长南希（Nancy Hearst）深怀
感激，她一向以对资料的惊人熟悉和似乎无限的热诚，去帮助学者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她曾数次纠正我的笔记，核
对我的手稿。随着中国在 21 世纪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在哈佛享有的特殊优势愈发凸显出来枣我们得以利用费正清中
国研究中心图书馆（Fairbank Center Collection of the Fung Library at Harvard）的特藏，它们对研究当代中国
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中很多文献不但在西方的其他图书馆见不到，在中国也无法见到。
我还要感谢熊景明，她以同样的帮助学者的热诚，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搜集并创造性地整理了中国大陆
以外这一时期最完整的文献收藏。我也有幸得到亚特兰大卡特图书馆馆员的协助，他们帮我查找和使用了卡特政府的文
件。我的编辑伊尔？哈伯特（Earl Harbert）认真细致，逐行逐句地加工手稿，以便让那些不是中国专家的人更易于理
解。我的手稿编辑茱丽叶？卡尔松（Julie Carlson）既有创意又工作投入，不辞劳苦地帮我使手稿最后成型。哈佛大学
出版社的编辑凯萨琳？麦克德默特（Kathleen McDermott）也发挥其创造精神，热情勤奋地照料着与本书出版有关的
方方面面。
我的妻子艾秀慈是中国人类学专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始终是我的思想伴侣。她以最大的耐心为一个身不由己的
工作狂提供了平衡及精神支持。
虽然我在 1993 年到 1995 年担任过与东亚事务有关的美国国家情报官员，但在本项研究过程中我没有接触过任
何保密资料。所有关于事实的陈述、表达的意见或分析，均出自作者本人。书中提供的任何材料都不反映中央情报局或
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书中任何内容都不应被推测为表明或暗示美国政府对作者观点进行过信息认证或
认可。这份材料已经中央情报局审核，以防保密信息外泄。
＇0…1＇SWDXP…3； p。 307。
＇0…2＇中文版为理查德？伊文思着（武市红等译）：《邓小平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枣中文版编者注
＇0…3＇中文版为阮铭着：《邓小平帝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2）。枣中文版编者注
＇0…4＇中文版为钱其琛着：《外交十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枣中文版编者注
＇0…5＇中文版为于光远着：《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枣中文版编者注
＇0…6＇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着（魏海平、艾平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两卷本（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同书另有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1990 年本。枣中文版编者注
＇0…7＇中文版为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沈迈克着（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
港：星克尔，2009）。枣中文版编者注
＇0…8＇香港版为《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台湾版为《国家的囚徒》（台北：
时报出版，2009）。枣中文版编者注
导 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
1979 年 3 月，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飞往北京，就香港问题作出说明。麦理浩通晓
汉语，且广受敬重。他事先只被告知将与一位高级官员见面，抵京之后才高兴地获悉，即将与他会面的是刚被任命为中
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 ＇0…9＇这次不公开的会见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麦理浩向邓小平谈到香港正面临日益增多的困难。双
方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一直统治着香港这块殖民地，但香港大部分土地的租约将于 1997 年到期。麦理浩总督
采用外交辞令，字斟句酌地谈到有必要让港人放心，因为他们对 1997 年之后的前景深感忧虑。邓小平仔细听取了港督
的关切。当会谈结束后他们起身走向门口时，邓小平向麦理浩做了个手势，身高逾一米八的港督俯下身，听到这位身材
只有一米五几的主人对他说：「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0…10＇
邓小平深知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在上一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大跃进已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国家仍因文革
的混乱而步履蹒跚枣在文革中，年轻人被动员起来批判高级干部，依靠毛的支持把他们拉下马，使这个接近十亿人的
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时占人口总数 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区区 40 美元，人均粮食产量还不及 1957 年的水
平。
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取代了被赶下台的老干部，但他们对自己占据的职位既无准备又缺少素养。军队变得臃肿
不堪，并疏于军务，有些在地方任职的军队干部享受着当官的特权，却不务正业。交通与通信设施破败不堪。大型工厂
的生产仍在采用 1950 年代从苏联进口的技术，设备也处于失修状态。
大学在过去十年里基本上被关闭。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农村，但让他们继续留在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又无法
为他们提供就业，更不用说那些想进城又不敢有此奢望的千百万农民。再者，城市居民担心自己的饭碗，并不欢迎新来
的人。
一些大胆的干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正是毛泽东本人，但是邓小平认为，过去 20 年的失败不能全归
罪于一人，用他的话说，「我们大家都有份」。毛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在邓小平看来，更大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错误
的制度缺陷。政治体系控制到每家每户的做法搞过了头，造成了恐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也搞过了头，
导致的是失去活力的僵化。中国的领导人究竟怎样才能做到既维持国家稳定，又为社会松绑？
文革前的十多年里，没有谁比邓小平在建设和管理这个旧体制上承担过更多责任。1969 年至 1973 年邓小平下
放南昌的三年半里，也没有哪个中国高官比他更深入地思考过中国的旧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做些什么。
1978 年时，邓小平对于如何做到民富国强并无清晰的蓝图，他承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且一再重复这句
如今已广为人知的话。＇0…11＇不过，他在思考如何开展工作时，确实有一个框架。
他要让中国向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和新思想敞开大门，无论那个国家属于什么政治制度。他很清楚，
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枣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枣正以其他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速度快速发展。然而邓小平
也明白，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整个制度，因为任何外来制度都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枣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它
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而且十分贫穷。他认识到了一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事情：单靠开放市场并不能
解决问题，必须逐步建立各种制度。他要鼓励干部开阔视野，到各国学习成功经验，带回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通过试验来确定能在国内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铺平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之路，使它们愿意与中国合作。
为使这项重建工作有序进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掌控这个过程的组织。在 1978 年的中国，最有经验
的领导，是那些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初就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派年轻人去海外学
习，从世界各地带回最好的观念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采用这些新的做法将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即使共产党也要从根本
上转变它的目标和工作方式。
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新思想，他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设计和建立新体制这一颠覆
性的过程。他要承担最后责任，作出正确判断。他要挑选一个与他共事的核心班子，在引导这个体制的过程中能够与他
分担责任；他必须迅速建立起一套组织，使他们能够一起有效地开展工作。他要得到有关国内真实情况和国际形势的最
佳信息。他要给人们希望，但又不能像毛泽东在 1958 年那样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他要向干部群众说明国情，也
要调整变革的步伐，使之能够被人民接受，使国家不至于分裂。虽然他掌握着很大权力，但他知道必须敏于观察他的同
事间的政治气氛，毕竟他要依靠这些人去贯彻他的指示。即使制度在发生着根本改变，他仍要在就业和日常生活方面维
持一定程度的稳定。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
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邓小平这个人
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
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
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
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占美？卡特总统曾评论道，
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
他经常打桥牌，就像他打牌时的表现一样，他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能认识并接受权力现实，在可能的范围内做事。
一旦没有毛泽东在背后盯着他，邓小平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威十分自信，在客人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坦率而机智，并且
直言不讳。在 1979 年 1 月的华盛顿国宴上，莎莉麦莲（Shirley MacClaine）对他说，有个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的
知识分子很感激自己从那段种番茄的生活中学到的东西，邓小平很快就失去了耐性，打断她说，「他在撒谎」，然后向
她讲述了文革是多么可怕。
邓小平在 1978 年时已 74 岁，但依然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早上起床后，他会在家里的花园快步绕行半小时。
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很多中国领导人同客人坐在并排的沙发上谈话时都是目光直视前方，邓小平却喜欢转过身
来注视着与他交谈的人。他勤思好问，善于倾听。据外国官员的描述，如果他反对外国的政策，他会表现得易怒和「咄
咄逼人」。邓小平见识过那些利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海外武力谋求私利的国家，因此他对自称友善的外国领导人从
来不抱天真的希望。但是，无论来自大国还是小国，那些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属于不同政党的外国客人，最后都会感到
与他相处愉快，即使他们并不喜欢他说的话。他们觉得邓是一个能够打交道的人。
有些西方人对邓小平的直率和务实留有深刻印象，这使他们误以为他骨子里是个资本主义分子，他会将中国引向
西方式的民主。他一向乐于学习，但他最终认为，自己要比他们更清楚什么对中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