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
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
＇18…80＇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 1980 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 1975 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制订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落实政策，
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可能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
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
收入。邓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 100 万，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使中国在
冲突中处于劣势。邓小平回答他们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了使部队有效地作战，缩小规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
他要保留很多召之能战的老兵作为预备役部队。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于 1985 年，到 1988 年基本完成。从 1980 年到
1989 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 154 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18…82＇ 1982 年农村公社制度的终结，使
很多过去能为复员军人提供机会的职位也随之消失。＇18…83＇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
训，使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18…84＇
为了给复员军人找到就业机会，邓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训课程。他在 1980 年 3 月对中央军委常委说：「我建议组
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18…85＇ 邓小平还继续他在 1975
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顶级的院校是 1985 年 9 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1980 年 3 月邓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重要讲话中说，「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但是与美国和苏
联军队相比，中国针对高技术战争开展的部队培训计划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18…86＇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邓小平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深知生产大多数军用装备的地方工厂和直接受军队控制的军工企业都是靠政府财
政过日子。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无法生产能够与先进的军事大国相媲美的武器装备。因此他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并
对另一些工厂加强监督使其提高效率。
为达到这些目标，邓小平鼓励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生产更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邓甚至在三中全会以
前就提出了这种战略，他说，中国应当摆脱严格划分军事与民用产品这种无效率的苏联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于满足
受到抑制的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那些原本可能会下岗的人继续提供就业岗位。
这些企业受到的竞争压力反映在大量工厂的关闭上：从 1979 年到 1982 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么关门，
要么开工率大幅降低。＇18…88＇ 1980 年代后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但也生产其他
各种商品，如钢琴、冰箱、洗衣机、婴儿车、猎枪，甚至客机。＇18…89＇为了使军工企业对市场作出更好的反应，很多企业
获准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营利性公司。＇18…90＇ 1978 年，与军工相关的国营企业生产的军品占其全部产值的 92％，民品只
占 8％；到 1982 年这些工厂生产的军品比重下降到 66％；1992 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又进一步降至 20％。＇18…91＇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发展民用经济。例如，邓小平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召
开的座谈会上提出，军用机场可以向社会开放，海军港口可以军民两用。随着新政策的落实，部队单位把食堂变成了餐
馆，招待所改为酒店，供应中心成了商店，军队医院向地方开放，接受平民付费看病。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军队企
业的产值增长了 700％。＇18…92＇
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种经营，在市场形成后
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
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
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18…93＇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离退休人员也可以获得住房补助和其他
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
的受益者。
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处于中国腹地的工厂运输
成本太高，几乎不可能让它们变成能够在开放市场上与沿海企业竞争的营利性企业。1978 年时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位
于内地的「三线工厂」，这是当年毛泽东为降低受到外来攻击的威胁而迁过去的。现在中国已经与各国建立了和平的关
系，有些工厂、或至少是工厂的一部分，获准搬回沿海地区，这使它们不但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业
机会、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为军队生产电子产品的内陆工厂在深圳成立分支机构生产收音机、电视机、
计算器以及其他内销和外销的电子消费品，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国技术、打入民用市场，还可以把新技术转移到仍
留在内地的工厂。
在 1978 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发达，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
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例如，邓小平很想学习日本二战后如何迅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
＇18…96＇但是他也从日本的经验学到了利用「溢入」效应。197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他建议中国学习日本在二战后对
造船技术的利用：日本通过生产过程的转型在民用船舶制造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之后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够
为海军建造现代军舰。＇18…97＇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分，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 1985 年以后有助
于减小军队的规模。例如，大批铁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铁道部和首都建筑公司的下属单位。在十年内把深圳从一个小镇变
为大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筑公司，主要就是由过去军队的建筑单位在军转民之后成立的。
在这些变化发生之前，制订科技规划相对容易，然而向国际民用技术开放所导致的复杂性却要求全新的更为广泛
的协调能力。1982 年一个新的机构「国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为规划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全面协调。1986
年又制定了「863 计划」，协调民用和军事先进技术的研发。＇18…98＇
1980 年代军队运作的商业化是个混乱无序的过程，它对试图控制这一过程的官僚机构而言无异于一场噩梦。但
它最终也带来了邓小平所设想的很多好处。它减少了军队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满足了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使企业变得
更有效率，改善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使民用技术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能够
被应用于改进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这仍然仅仅是个开始。虽然邓小平在 1980 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的调整取得了一
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的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的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了腐败和贪婪的机会，背离了军队奉献于自身
使命的精神。很多军队领导人对非法敛财的行为及其对爱国主义战斗精神的侵蚀深感担忧。被这些问题困扰了几年之后，
较下层的军事单位收到了禁止参与商业活动的命令；然而较高层的、专业化的商业活动仍在继续。尽管有很多解放军企
业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在改革开放早年成立的合资企业发展得非常成功，少数企业后来还成了世界级的国际公司。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1991 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 1980 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
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
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 1995 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总统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
足以促使中国必须作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中国需要阻止美国的军舰、
飞机和军队接近台湾，以增加美国武力干涉的成本。从 1995 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军费
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
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既不是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也没有为
他的接班人制订建立现代军队的计划；但是他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
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18…1＇作者感谢以下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的意见：Kennet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
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已故）； John Lewis；
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对中国军队的一般介绍可
参 见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 对中国战略思想的全面评估见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对 80 年代中国国防的一般介绍见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有关中国军队的一般性着作见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支绍曾、雷渊深：〈中央军事委员会〉，收入《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三卷本）（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18…3＇SWDXP…2； p。 75。
＇18…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三卷本）（北
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页 62…69；程中原、
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417…419。
＇18…5＇《邓小平军事文集》，第 3 卷，1977 年 8 月 23 日，页 53…72。
＇18…6＇见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