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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曹聚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经校长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每提到曹汝霖，总说成“曹聚仁”，引起学生哄堂大笑。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很慢。曹聚仁说：“我看到戴高乐的照片，不禁想起这位校长来。”
张宗昌督鲁时，一次到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三处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么？”
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身上颇有些“异类”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说：“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迹，嗜膻腥，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纽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
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版本学家赵万里剃光头，穿蓝布大褂、布鞋，外表木讷，看上去就像个书铺的伙计。其实一接触即能发觉他十分健谈，十分精明干练，也十分精力充沛。
蒋、冯、阎大战前，冯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握着孙殿英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东陵盗墓）。”
关颂涛是协和医院外科医生，满族。关在医院只说英语，不说汉语。但在生活中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一口京腔，旗人派头。他穿着洋服见了长辈，打个千，一垂手，一屈腿，尽显京味。
梁启超居天津时，一次其夫人得病，托人从北京请来名医萧龙友，管接送并包食宿。看病后梁大笔一挥：“礼金大洋贰佰元正。”
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一次在侄子陈封雄陪伴下到西单一家西药店买胃药。药品都为洋货，店员取出几种，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陈寅恪将每种药药瓶上的说明及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后，选购了一种。店员见状，以为陈寅恪是精神病患者，陈封雄忙解释：“他懂各国洋文。”店员及顾客皆抱以奇怪的目光。
抗战期间，画家陆维钊避居上海友人家，适有挂号信寄到，身边无私章，他便找了块石头用裁纸刀现刻了一枚。陆后来成为名画家，这枚印章却没有被他舍弃。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林语堂享有“幽默”一词的发明权，鲁迅却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幽默的！”
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送给蒋介石一套女人衣服，以示对其不抵抗的抗议；一·二八事变后又送了一套；《何梅协定》签订后再送一套。杨虎城出洋前，去何家拜访，当时已及热天，何香凝仍穿一件长袖的旧褂子，她对杨虎城说：“我把自己的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
臧克家成名后，一次在友人余心清家遇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余向李介绍说：“这是新诗人臧克家。”李是个大胖子，此时坐在藤椅上闭目点头：“唔，唔，大狗叫，小狗跳跳。”臧克家心里窝火，后来对余说：“以后对不懂新诗的人，千万不要再做介绍了。”
徐曾这样描述留法归国的刘半农：“他不是有一个善笑的脸，或者是在法国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国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脸，静悄悄地坐着包车或者慢慢地走过。当我在黄昏遇到他的时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时钟的故事，他是像个德国式的学者。”
巴金夫人陈蕴珍（后更名萧珊）是西南联大毕业，曾听金岳霖讲逻辑，感觉很枯燥，便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讲学。当时章已满头白发，穿绸布大褂，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等五六人陪着登上讲台。他向下一望，便讲了起来，满口浙江余杭话，嬉笑怒骂贯穿其间。章的这番讲课，由刘半农翻译，钱玄同负责板书。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周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他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温源宁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平时不说汉语。张中行说他的语调“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其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但温从来不坐，遇风雨天要出门，其妻让他坐汽车，他总是道谢后仍坐人力车去学校。
顾颉刚是燕京大学教授，但口才不行。讲课时总是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急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速度快且字迹清晰。
1934年初，刘半农初见冰心，他在日记中称她“大有老太婆气概矣”。而冰心后来的朋友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曾去旁听冰心的课，他在日记里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
北大教授、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手持讲义，拇指插在讲义中间，然后照本宣科，从来不看台下。下课铃响后，他把讲义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间，转身就走。他的这个讲义后来确实用《明清史讲义》的名义出书，成为业内学者绕不过去的名著。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林损在北大当教授时岁数不大，因而有些恃才傲物，常借着酒劲出怪语。一次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他答：“唐诗。”又问：“准备讲哪些人？”答：“陶渊明。”
余叔岩自己唱戏，却看不起唱戏的。他有个女儿，成年后一有人来提亲，他便说：“如果是咱们梨园行，就不必提了。”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喝酒呢？”
1924年暑假，蒋廷黻曾与鲁迅等同去陕西讲学，他后来谈及对鲁迅的印象时说：“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民初，戴季陶一度想到美国留学，托蒋梦麟向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老了，还读什么书。”蒋梦麟据实转告戴季陶，戴便直接找孙中山请求。孙中山说：“好，好，你去。”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块银洋给戴季陶说：“这你拿去做学费吧。”戴季陶说：“先生和我开玩笑吧？”孙中山说：“不，你到虹口去看场电影好了。”
乔大壮执教台大时，一女生见其面容憔悴，拿来一只家里养的鸡，要工友做给乔吃，乔说：“我是不杀生的，拿回去，寄养你家，给它个名字，就叫乔大壮吧。”
抗战时期，一次西南联大在广场上开文艺晚会，几千听众在草坪上随意地席地而坐。朱自清在晚会上讲“五四以来的散文”。他说：“什么是散文呢？像诸位这样地坐法就是散文的做法了。”
西方学界有一个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以不看辜鸿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北京访问辜鸿铭，问辜如此高才，为何不问世事，辜的英文说得很快，对方的思维跟不上，辜鸿铭便用手指蘸着唾液在桌子上写了一连串的“老”字。北大西语系主任温源宁在《辜鸿铭先生》一文内写道：“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努力标志（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或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张中行说：学者孙楷第“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听见他一边走一边吟诗”。“凡事都会有得失两面，博而精，考证有大成就，是得的一面。还有失的一面，是容易成为书呆子。从20年代后期我认识孙先生的时候起，到80年代前期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止，我的印象，除去书和他专精的学问以外，他像是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章克标说，郭沫若“有点驼背弯腰，眼睛也有毛病，而且耳朵半聋”。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熊希龄和熊佛西在北平的住处相距不远。某大学欲请熊佛西去讲戏剧，请柬却递到了熊希龄家。届时熊希龄到场，校方问他讲题是什么，他答：幼稚教育。满堂哗然，熊希龄马上明白过来，对学生说：“搅错了，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不是我这个老头子，我去替你们请来罢。”
民国初年，黄远生在北京兼任《申报》特派员。他常去八大胡同吃花酒打麻将，在鬼混中把具有远见深思的政治通讯和评论写在花笺上。
一次清华开师生同乐会，赵元任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折入山西、陕西，东出潼关，再由河南至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跨渤海到东三省，最后入关回京。沿途每“抵”一地，他都操当地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及土特产。这一圈转下来，说了将近一小时，不时引发哄堂大笑。
1928年后，一次张继到清华视察，并在大礼堂演讲。他说：清华有这么考究的房子，这样好的设备，一年花这么多钱，却没造就出一个有用人才，试看，我们的中央委员中，各部部长中，有哪个是从清华毕业的？张讲完后，清华学生会主席张人杰即起立接着张继的话茬说：“听了张主任的训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不知所指的人才，是按什么标准？如果按学识、专长和成果来说，清华的毕业生中，却不能说没有。就连孙中山先生陵墓的建筑图案，不也是清华毕业生设计的么！如果人才是指党棍和官僚，清华的确一个也没有。”
1929年陕西大旱，《大公报》发起募捐赈灾活动，报社编辑徐铸成被派到营业部帮助收款。某日，来了一个瘦高老头，小胡子，袍子马褂，腰板直挺，臂上挂着手杖。他进门后掏出20元钱，让徐铸成登记。徐认出此人乃大名鼎鼎的郑孝胥，便装不认识，请教其姓名，对方用浓重的福建口音做答，徐仍装听不清楚，抽出一张纸请其留名，哪知郑孝胥惜墨如金，也很狡诈，掏出一张名片留下，随即出门登车离去。
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他还回忆说：“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阵，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
1940年1月，梁实秋参加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慰劳团，访问了五个战区七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司令部安在湖北襄樊和当阳之间一个叫快活铺的小镇上。张的寝室仅一床一桌，四壁萧然。梁实秋说：“我们访问过多少个司令部，无论是后方的或是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