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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哄与欺骗贯串《牛天赐传》，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像参加化装舞会般的装模作样。牛天赐是孤儿，他的身世模糊，存在的价值等于零。“像块浮云，没根儿。”（73）他运气好才被收养，被牛家“当作”中产阶级的孩子养大。自己不育的牛家夫妇正经八百地扮演着父亲母亲，靠着人云亦云的育儿术养孩子。整个社会都进行着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谐拟（mimicry）。牛天赐不断被迫扮演各种角色，他的教育就是整体知识虚无的明证。牛天赐的第一个良师王先生原来是个账房，他对教导牛天赐没什么兴趣，倒是对经营他父亲的当铺比较热心。连云社里的风雅诗人也都是骗子。“他们提拔天赐，因为他好玩，而且知道他有钱。……他们不提‘钱’这个字，可是关于钱的消息比谁也灵通。”（74）
欺瞒与装扮的主题之上，则是书中“现实再现”系统的合法性问题。小说中的隐形威胁是牛天赐神秘的出身。他从哪儿来，怎么变成牛家的养子，一直是同学、朋友，以及“亲戚”间热烈讨论的话题。他是没有真正父母的儿子，一个没有立足“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私孩子”是别人在背后给他取的绰号。牛家夫妇不仅担心天赐是否长得像他们，还要担心他怎么才能光明正大成为家产的唯一继承人。牛家夫妇也各有一群贪得无厌的亲戚，老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牛家当继承人；牛天赐的出现无疑让他们的发财梦破碎了。牛天赐本人固然是社会认同与分类系统中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但故事一路发展，我们发现所有社会、政治活动看来都形迹可疑，意向不明。学校里，老师和校长为“真正”的现代教学法究竟为何争执不下，各路军阀的部队则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统而厮杀得火热，连牛家的女佣都为了谁可以总管厨房而彼此虎视眈眈。所谓现实就在各种对“真理”/“真相”/“真实/”“真正”的争夺战中出现，就像个奇异大拼盘。
《牛天赐传》中，暂时能将“瞒哄”和“非法再现”这两个主题连接起来，并让社会持续运作的，非金钱莫属。在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插曲的背后，有一个力量推动所有的人物崇拜金钱。对金钱的社会价值的关心也标示着牛天赐与阿Q世界观的差异。阿Q在旧世界生活、死去，吃人的道德礼教仍然统治这个世界；而牛天赐长大之后，只是把自己想象成金钱与交易的产物。他一开始被一个卖花生的发现，拿他和牛家换了二十块钱。对他父母及朋友而言，他也被物化成可以待价而沽之物。不过，他的社会“价码”是随着他的财产地位而升降浮动的，这也让他看到所有价值——符号、身份、信仰、金钱——形成一条随时互换的交易锁链。如果想在这交易与转换的关系中全身而退的话，就得全盘掌握造假的艺术，把虚伪的事物装点得价值非凡。而老舍如此检视金钱的象征功能，也呼应了茅盾在《子夜》中的立场。
根据老舍的煽情悲喜剧设计，牛天赐的困境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为了让这个年轻人脱离危机，我们的幽默大师又利用“机器神”的安排，让天赐的首任教师王老师出现解围。他多年前和牛家借了一大笔款子去做“生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以走私鸦片和日货成功致富的商人了。为了表达谢意，王安排送天赐去北京读书，因为大学学位等于是致富的快捷方式。但天赐不无忧虑：他根本没拿到高中文凭。不过他的良师拿钱买了一张文凭给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和老舍之前的小说相比，《牛天赐传》的叙事油滑轻松，似乎很少受现实的干扰。因此叙事者在述说牛天赐的各种努力时，更显得双倍的口是心非。他的口气在小说结尾变得如此含糊，简直令人无法决定是该为牛天赐的堕落叹息，还是该为他的启蒙欣慰。小说最大的反讽是，虽然看透了社会寡廉鲜耻的本质，牛天赐还是选择加入这个阵营，并且一如叙事者所承诺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嬉笑与怒骂、维护与否认，老舍闹剧的暧昧感在这部小说里得到空前欢畅的表达。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暧昧中，我们也体察到此前老舍的犬儒主义从未如此尖锐明显过。而当老舍决定放弃这个闹剧策略后，他写下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鬼气森森的闹剧？
《骆驼祥子》曾被誉为“中日战争以前最好的中国现代小说”（75），不但是老舍文学事业的巅峰，更是中国现代小说“露骨”写实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小说记录北京城里一个诚实的年轻黄包车夫如何沉沦到社会弃儿的地步，不但对社会不公做出有力控诉，更对底层人民追求幸福的欲望与绝望深表同情。小说中有许多段落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可说是老舍对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记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部小说相比，《骆驼祥子》代表了老舍写作风格策略的剧烈转变。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小说人物列队狂欢，也看不着突梯滑稽的行动，有的却是人与环境的酷烈抗争，以及必然的失败。的确，老舍在小说中流露的悲观立场与近于宿命决定论的设计，使多数读者会同意刘绍铭教授等人的意见，由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读这部小说（76）。
刘绍铭主张：“在祥子的个性里，找不出他的一败涂地是他个人的责任。……他的挫败只能以他活动的社会来解释，这个社会使他一切追求自力更生与诚实生活的努力都付诸东流。”（77）刘绍铭强调环境作为摧毁祥子的因素，提醒我们小说的自然主义面向。然而考虑到小说情节与行动中强烈的戏剧元素，以及老舍关于笑声与泪水的哲学，我认为小说必然还有一些别的面向，比控诉残酷的人生来得更为扣人心弦。
我建议不妨以另一种阅读法来读《骆驼祥子》，即观照其中的煽情悲喜剧与闹剧的暗流。已经有太多学者谈到这部小说对社会底层的人道关怀以及自然主义式的描绘，但却少有人论及其形式上的结构，更绝少有人提出此书与老舍喜剧作品的关联。如前所述，老舍看来最可笑的写作其实一直隐含着对人生情境最阴郁的看法；而《骆驼祥子》是否也可能潜存一种眼泪与哄笑的辩证？会不会在老舍最自然主义的笔触下，仍然有一种“闹剧”的冲动存在——而这种冲动现在只能以最压抑的方式来表达？我提出《骆驼祥子》有一个煽情悲喜剧/闹剧向度，并无意推翻传统的诠释法；但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丰富魅力，来自老舍与众不同的写实主义想象。
《骆驼祥子》书影1
《骆驼祥子》书影2
《骆驼祥子》书影3
祥子一步一步的沉沦反映了传统喜剧的规则：即一种鲜活的事物为某种机械律动所操纵（78）。这部小说基本上写的是一个人力车夫和他的车的“恋爱”故事。祥子是个在北京贫民区长大的孤儿，他诚实无欺，野心实在不大——就是拥有一辆黄包车，而且他的能力也足以完成这个目标。祥子卖力工作以求梦想实现；和他的同辈不同的是，他自尊自重，不肯沾染像抽鸦片逛窑子等恶习。祥子的卑微愿望一点不过分，不过他表达愿望的方式毋宁说是非常浪漫的。当祥子得到第一辆黄包车后，他拉着它的样子像在和女人做爱似的：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索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79）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祥子爱黄包车像爱女人的心理，不过这种关系不免有些可笑的成分。我们甚至可以说祥子的浪漫姿态中已经显露标准的戏剧招式：身份错认。人力车是祥子的初恋。没有一个女人，即便是小说后半部他的知己小福子，也不能取代车对祥子的分量。祥子后来买了一辆二手车，被他那些不怀好意的同辈戏称为“小寡妇”，这半是因为这车通体黑白二色，像办丧事，半是因为它等于是“再嫁”给祥子。
有些评者称祥子对黄包车的爱是拜物主义（fetishism）的征候；另有一些评者则扩大意义，认为祥子的行为无非反映普遍人性中的荒谬执著（80）。这些看法都能言之成理，但我们也必须考虑祥子置身的环境还算不得是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祥子也似乎欠缺作为普遍人性代表的能量。老舍对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可能另有见地。其实在老舍的喜剧小说中，我们会遇到一长串的好人或坏人，他们迷恋各种事物或念头，从金钱、做媒、爱国，到现代老婆等等不一而足。祥子只不过是这列队伍里的又一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老舍在《恋》（一九四三）里冷嘲热讽的叙事者如是说，这篇小说也是讲人对事物过度的迷恋的下场（81）。
祥子的美梦实现不久，就一不小心被军队拉去做苦力，他的黄包车也被夺走了。虽然他后来想方设法逃离了部队，并带走了三只骆驼低价转卖，且因此得了浑名“骆驼”，但这次偷窃却代表“他堕落的开始，因为他的人格受到损害，不完美了”（82）。祥子的首度堕落当然充满了煽情悲喜剧的力量。他在善恶之间徘徊，读者也随之在同情与失望之间摆荡。虽然我们不同意祥子偷东西，却也只能原谅他，因为他终究个性可爱，外界环境又是如此不利。我们眼看着祥子卖骆驼存钱买了下一辆车，也不免与他共谋了。
不过，随着小说的进展，我们这才发现祥子失去黄包车和偷骆驼等事件只不过是更多厄运的序曲，其后的厄运将以惊人的速度层层推进——倒霉事好像是以机械式的节奏重复出现一样。祥子几乎有三次机会可以拥有自己的车、钱和所爱的女人；但这三次的结果都落得一场空。在小说的发展中，祥子被军队劫掠、被秘密警察骚扰、被客人欺负、被虎妞和另一个女子引诱愚弄、被老板欺骗、沉溺于赌博、得了花柳病、最后在他曾经最爱的行业里毫无立足之地。他不但两度失去他的黄包车，还失去了妻子、儿子、恩人（曹教授）、知交、财富，最后也失去了他的自尊。随着各种不可置信的厄运的层出不穷，祥子的新形象也慢慢浮现——可怜虫，失败鬼，管它是什么，只要他一沾上，一定大祸临头。灾难之层出不穷固然强调了小说的煽情悲喜剧本质，控诉社会的不义与冷酷，但也同时引发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黑色笑话：祥子就如同一个卓别林式的受害者，经过一场比一场惊人的折磨，以致就像在主演一场灾难闹剧。太多的灾难列队而来，反而让我们注意到灾难本身机械化的安排。失败者祥子加入了老实人（Candide）和施乐米（Schlemihl）（83）的行列，逐渐被贬为荒谬和迫害的试验品，最后成为我见“不”怜的倒霉鬼。
老舍除了为小说添加机械式的节奏之外，还显出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祥子的困境推到极致。祥子于是成为一种受苦的奇观。批评家总是注意到祥子的挣扎每况愈下，但却忽略了降临祥子头上的厄运来得也都很是时候。祥子刚得到自己的第一辆车，就被军阀部队抢走了；他才存够钱买下一辆车，就碰上了秘密警察，家当尽失；他才拿到第二辆车，就死了老婆儿子，得卖车来办丧事；当他鼓起最后仅存的一点信心准备再次开始新生活时，他的知己小福子就自杀了。每次都在情况看上去正要转好的时候，反而向大难更靠近了一步。我们因此可以注意到老舍对祥子命运起落的形式设计。起初，我们还为祥子合掌祈福，期望总有什么好事出现，赶走他的霉运。但当所有的悬疑都一成不变，情况永远越来越糟，就算“机器神”出现也不能扭转乾坤，于是煽情悲喜剧的魔力也就渐渐消退。剩下的只是犬儒的好奇：我们等着看好戏，看祥子的厄运还能坏到什么地步。
我们对祥子厄运的态度转变，不但透露作为读者的心理自我防护机制，也显示老舍本人对人类情境的非理性层面以及对任何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反映现实”的企图，所持的暧昧立场。有鉴于老舍的喜/闹剧视野来自将互相抵牾的事物混为一谈，或者将社会规范与道德闹个天翻地覆，我们发现他处理人生最悲哀的境况时也采用了类似策略。当人生的苦难到了人不被当人的地步时，老舍的小说竟然真的沿用喜剧观点，将人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