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培是再三地严厉指责，道耕却不管。他问过汤：“我吃烟，你为什么不劝我戒掉呢？”
汤道耕反问道：“你知道吃烟不好，为什么还要别人劝？
如果我的行为还不能影响你，再说也是空话。”这是杨朝熙另一个畏友自造的逻辑。
最初引起他注意汤道耕的，便是汤的读诗和写诗，而张君培对文学的兴趣不大。汤道耕接触五四新文化稍早，朝熙最早读到的白话诗，像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都是在汤那里借来的。等到经汤介绍读了郭沫若《女神》里那些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诗，才真正被新诗吸引住了，许多段落至今仍能背诵。星期天两人一起去成都的通俗教育馆、少城公园游逛。在望江楼俯视滔滔江水，两个青年常不自禁地诵出郭沫若的诗句：山在那儿燃烧，
银在波中舞蹈，
一只只的帆船，
好像是在镜中跑，
哦，白云也在镜中跑，这不是个呀，生命底写照！①两年后，汤道耕与省一师的新繁同乡办了个文学刊物《繁星》，汤在那上面发表的诗，朝熙也是读过的。这是许多文学青年都有的诗的年龄、诗的时代。
最早读鲁迅的作品，已经不是《狂人日记》。记得很清楚，是与汤道耕一起到商业场旁边的昌福馆普益书报社，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读到的《故乡》。开始还读不懂，两人反复讨论，一遍又一遍地读，才感受到闰土那一声“老爷”称呼的震撼，被“我”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认识所感动。鲁迅、郭沫若，打开了两人的眼界，养成他们的文学兴趣。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创造社那些“思想大于艺术”的激进作品，在很长时间里，吸引着他们。沙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商务出的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书。①
（买书是在商业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②，专卖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五四时期四川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个店只有一间门面，前面陈列，后面连着屋子。杨朝熙在这里买过《朝花旬刊》，读到挪威汉默生的《饿》。这篇小说写主人公一天傍晚散步，遇一披黑纱女子，调情后被引到女家，在黑暗中经一大厅到其内室，留了一宿。晨起，女人催他走。男人走过大厅，见停一尸体，大惊。跑到咖啡馆读到晨报，见一启事说某地（即他昨晚居地）某人瘫痪二、三十年，几天前逝世。才悟到原来此女二、三十年没得到性满足，丈夫刚死便……。这篇小说到结尾突然翻转出整个作品深意的写法，给他留下极深的记忆，所以六十年后他还能清晰地叙述出它的故事。这是他最早读到的翻译小说之一。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是商务出版，徐炳旭译的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写的是圣经故事。它所体现的早期基督教的殉道献身精神，使年轻的杨朝熙久久不忘。他还喜欢读少年中国举会办的《少年中国》，记得上面有田汉的《诗人与劳动问题》、《吃了刺果以后的话》。旁征博引，体现出创造社的思想风貌。他读了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的《三叶集》，其中的通信讲述三人各自的身世，令他同情。鲁迅、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中东欧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乐人杨科》、《老仆人》等，他也相当欣赏。还有日本小说，也能读得津津有味。那种传奇性的讥刺，尤其使他神往。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越来越浓了。
不过，他虽经汤道耕的引荐喜爱上了新文学，但在省一师期间，主要养成的还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喜好。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处于形成、锻造的时期，在省一师这个环境里，被席卷着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思想经受着时代激荡。他对高年级七班的叶道信、刘砻潮（刘弄潮）颇为崇拜。这两人是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后来都遭到“斥退”。1922年6月12日、13日，为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刘湘被迫答应划拨全川肉税作为教育经费未兑现），成都学生在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请愿。杨朝熙、汤道耕跟着叶、刘这些学生领袖都参加了这次斗争。
（争教育经费，当时闹得很大，我们到省议会请愿，责问副议长熊晓岩和议员曹叔实（西山会议派）。除了省师，还有“工专”一些学校。省议会不准。议员都有轿子，他们让轿夫来驱逐学生，我也在场。学生代表先去熊公馆谈判，熊诬告学生“擅入民宅”，让警察软禁代表，这就动了公愤。几千学生赶去抢走代表，发生了骚乱。学生打进熊晓岩公馆，我记得抱起他家的花瓶打穿衣镜。过后轿夫们又赶来，我们翻墙跑了。我跑进一个成衣铺。那时的成衣铺当门都放个案子，我钻入里面才得脱身。我记得那天艾芜也在。①——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阳翰笙在省立一中，加上省一师同学，有搞学生运动的传统，我和沙汀都参加过。像抗议减少教育经费，反帝，反四川军阀，参加游行请愿。四川当时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派（曾琦），也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不过学校里建立组织是1926年以后的事。我们读书时，处于思想宣传阶段。全国知道有共产党，省师有没有就不清楚了。①
不管是谁领导的，凡学校风行的活动都参与其中，这是大势。包括抵制日货或后来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时十班的同学，杨朝熙和汤道耕都起而响应。朝熙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更有家庭妇女。教识字、看报，热心地干了一阵子。与平民的贴近，使他这样的热血青年，具体领会到“五四”人权平等、劳工神圣等等精神的含义。
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思索。1923年中国思想界有一件大事，便是著名的“科玄之战”。这正是他钟情于哲学的时期，被人生观、宇宙观问题闹得好苦，看《向导》，看改组后李大钊编的《新青年》，突然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展开在面前。
他不一定能立即读到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的《人生观》②。此文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①，激烈地批评张“玄学鬼”附身。张再答辩。一时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唐钺、孙伏园等文化界名流纷纷著文表态，这就引起整个学界的注目。广大的进步知识青年立即站到了新文化健将一致推崇的科学派一边，对于杨朝熙，这不消说也是一次极好的“五四”补课机会。科学的理性的观念，认为一个人、一个社会，均可用当时理解的唯物论来彻底分析清楚，自然最符合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他就是经过这次论战而全心全意接受唯物论的。所以，他经常说，哲学史上这场争论，在传播唯物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上面，值得大写一笔。那时，向浑的同父异母兄弟向履丰，正在联合中学读书，很用功，与他过从甚密。他还信仰过梁漱溟的学说，梁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向履丰介绍给他读的。他可能再也想不到六十年后他会与梁先生在北京一座大楼里面毗邻而居。但是到了这次论战来临，是以东方的文化为本位，还是用西方近代的科学主义来思考人生与宇宙，如此鲜明的问题需他抉择，杨朝熙便毫不迟疑地认定片面鼓吹“东方文明”，是只能倒退到“五四”以前的中国去了。他对于优秀外国文化的终生喜爱，从此更理性化了。
另外，他接受这场论战的角度，显然不是纯哲学的。所以，这些笔战的文章最能让他记住的居然是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这是他和道耕一起跑到青石桥商务印书馆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表在《太平洋》杂志上，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以后自命为蒋介石政权下的“刘姥姥”的吴稚晖，当日这篇文字写得可是洋洋洒洒、风趣泼辣。他挖苦玄学家，说他们虽然盛赞东方这好那好，一出门还是要坐轮船火车，绝不会坐鸡公车的。吴稚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文采，使他感到兴趣。吴还有一部《上下古今谈》，他和同学当时没能找到，一直等他第一次到了北京方寻来读。他对吴的文章的着迷，就同爱好搜罗尼采、泰戈尔、罗素的中译本一样，都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外在表现。到了1925年，好友张君培逝世，在汤道耕临去云南流浪以前，杨朝熙与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地谈起社会改革来。道耕读社会科学书的兴趣也日甚一日。两人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常交换意见。汤道耕本来就很沉静，甚至有点孤僻，钻进哲学就更爱思索问题。两人都很佩服恽代英、王光祈一批人。恽任过川南的师范学校校长，人俭朴，思想又新，在四川青年中威望很高。杨、汤虽无缘见他，但他们都是《中国青年》这个发表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著名杂志的读者。
我们当时认为青年最有希望。所以沙汀在学校取名杨只青，即·只·有·青·年才有前途的意思。这是我们在省一师经常谈的话题。记得他很长时间给我写信还用“只青”的名字，后来才正式成了“杨子青”。①杨只（子）青、汤道耕曾经与另外两三个同学一起，散发过一次传单。完全是青年人自发的政治举动，没有任何人指点，就草拟一个内容，攻击一通社会的黑暗，油印了到处送，表示对社会的“宣战”。
他们还商量如何去进行社会调查，想到四川以外的地方去看看。受了勤工俭学潮流的影响，汤道耕和九班的苏玉成很早就酝酿步行去云南的计划，他也表示愿同行。因为改革社会依赖实践，已是他们谈论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两人在一起读《红楼梦》，好多次汤道耕都提到贾政书房里的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包含了人的阅历经验比读书更为重要的思想。本来说好要几个人一起走的，可是这一年暑期，汤道耕对家里给他订下的一门亲事，越发不能接受。正好，九班一个姓黄的同学要回川南的家乡珙县，可以结伴走至川滇边界。于是，汤忽然抛下一切，走了。待他从家里赶回学校，却只见南行者给他留下的一封信，劈头第一句话他至今还记得，是：“我相信世界是唯物的！”（你说你真会与艾芜一起去流浪吗？实际上既然没能流浪，现在探讨一起走的可能性也没多大意思了。当然，艾芜的牵挂比我少，他可以自顾自。社会捆绑我的绳索要比较长一些）
新与旧——包含一个新人的旧式婚姻
（艾芜流浪去了，我实际仍旧以一个大少爷的身份空谈新思想、新文化，一面沉溺在文学作品当中。——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这是一个各方面都呈现出新旧冲突的时代。杨子青的思想也在激荡之中。大约在1924年，他便认识了十一班的周尚明、冯棣、刘尔钰几人。他们既倾向革命，又喜欢进步的文艺作品，一有空就跑华阳书报流通处。他在书店里常常发现这几个低一班的同学和自己一样，买的都是北新书局等出版的书刊。后来又知道因为家境都不富裕，又渴望得到新知识，他们采用了一种“分买共读”的办法。周尚明负担购买《向导》、《中国青年》，总是星期天便赶早跑到昌福馆去，抢先买到新刊物，带到附近的一个茶楼上，热心地阅读起来。他们也买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周尚明在这几个人当中格外能引起他的注意。他的模样是：高高的身材，两颊经常泛着红色，向左边横梳过去的头发，总是拖一撮在额头上；发觉时便那么敏捷的把头往后一撂。①
这个人注定要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成为继张君培之后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汤道耕走后，他与周尚明几人的关系由一般的相识，迅速发展到亲密的程度。实际上周尚明1925年已加入了共青团，不久任了团的成都市委书记。不过在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