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十二章 以后的部分，逐章草拟写作要点。拟一章 ，写一章 。修改前还拟修改要点。笔记本上爬满密密麻麻的句子，留下他艺术思维的印迹。
（十二章 乡长去学校途中，入校后所闻所见，已写的全删去！简化：很快就见到来客，而着重描写来客。群众大会，不直接写讲话内容，由站在外围的人互相传递，邓大汉①就向菜农传达评语。这里倒可以写群众的测度，如：“胖爷咋不出场？”——沙汀1985年10月19日写）（看来吴②、菜农的故事还得削弱。主要只能写吴从那位去延安的学生受到教育，引起乡长的猜疑，杨母则已去世③，……不要忘记，中心人物是胖子，写乡长及其他重要人物，也不能离开胖子。十六章 得写胖爷听到会议结束，叫乡长到龙湾子。其时恰好乡长将进城。——沙汀1985年10月31日写）
（胖爷夫妇有个儿子好，在外县邮政局作局长，把母亲接去了，只偶尔来一次。因为其母受虐待，有怨气。胖爷有过这种想法：“×！实在不对，就梭到那娃家里去。”而且还想：“老子一定要在红石滩混日子啦！”——沙汀1985年11月2日写）
（乡长的心理势态：过去一直对自己鱼肉乡民毫不在意，但求做得巧妙。近一来，却逐渐明确意识是犯罪行为，因而才有“应变”拖上山的阴谋。本乡解放后，平安无事，放心了，但却仍然无法消除恐惧：谁能担保，他们站稳脚后怎么样呢？因为他们的诺言照旧有些活摇活甩！于是就赌咒也不会放心了！——沙汀1985年11月15日写）（烧仓库那个人叫“麻鱼子”，这一章 点出来，前面还得作必要增补：打假辩，关了两三个月，释放后让其收猪厘金，原为富裕农民，作过保长，后来一再同吴捣乱，最后又在乡长唆使下暗杀了吴瑞卿①。——沙汀1986年2月1日写）
（十八章 得重新设计，已写的七、八行，划去！主要是把重点转到胖爷身上，转到伍茂卿身上，转到红石滩在乡长离开后的变化，并使这个变化成为促成乡长采取行动的动力之一。……从何处下手呢？唐尚清②趁乡长不在，把那个逼着结婚妇女送走了。而小旦的丈夫闻讯赶来，这行吗？或者，让那个被迫前去延安的学生、老钟的侄女①来接走老钟，她已经在成都搞川西妇联了。这似乎又扯得过远，且有生硬之感。那么，写工作组的活动？总之，对乡长说，要出现危机，而胖爷必须出场，还有老二，他可说是串连各方面的中心人物。
一个难题：粮仓如何焚烧的？一两瓶煤油行啦？堆放些草引起的，这些柴草，又是补漏洞的：鼠灾，偷盗。“年头年尾的，一夜要巡回两三次！”住家也在库房一个院子里。他是以嫌疑被拘的，因为证据不全，本人不承认，释放——打假辩。而他之当保长因为粗通文字，又懂公事，而其他有资格当保长的，都嫌麻烦，特别怕这样捐那样款的，又受怨，又填钱，因而都巴不得扔给他干。而他满有办法，加之同乡长熟。……
也可这样设想：不是烧仓库，是将管理本乡公粮的经理暗害了：谎称是自杀的，因为听说清库，清存粮，而他盗卖粮食过多，于是烧毁册据，本人上吊，实际是死后弄去吊起的；帐据，也是死后烧的。当夜，骆渊、麻鱼子陪他饮酒至深夜。这个经理员，城里人，一向搞财粮工作，中年，大多时间住城里，麻为其看守库房。他办公室也在库房一间屋子里。——沙汀1986年2月7日写）
这年的春节，沙汀为了这个焚毁谷仓如何能写得合情合理，可苦够了。他一度想改成害死外籍管理人员。因为麻鱼子用煤油烧仓，事后的掩饰，要不露马脚很难。整整三天过去，他猛然悟到，他们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煤油拎进去呢？“应变”之前，他们有什么顾忌？没有顾忌这才符合胖爷的习性啊！他不再去想周全的焚仓方案了，用煤油烧就用煤油烧。他于舅甥俩仔细商定杀伍茂卿的计划后，为胖爷添加了一笔妙文：“‘他妈的！’他苦笑道，‘过去收拾个把人哪有这么麻烦呵！’”
要说《淘金记》是写封建强权社会的“得势”，及它借抗战时势之名百般疯狂的“变形”。《红石滩》写的是这个社会的“失势”及它临终前为顽固保存自己而做的“变形”。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后描写袁寿山世界的作家之一。
3月初，他写到了“尾声”。如果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被卞之琳誉为杰出的“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一样“在美的欣赏上将流传下去”的《红石滩》，在尽了笑着唱完挽歌的使命后，还能说什么呢？现在，他对中国封建主义的余威，在名山批斗场和昭觉寺囚室内外，在自己的盲从与伟人的错误里，在八分钱（邮资）可以决定四川姑娘一生命运的日子，看得分外清楚。他再不想廉价地向读者许愿：袁寿山的王国已彻底崩溃，了无踪迹，或者说那句用滥了的“一去不复返”。《红石滩》越出了《淘金记》时代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尾声”里，胖爷还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像个幽灵般游荡——它在红石滩社会已成为“通用词汇”：如果有人沽吃霸赊，人们会说，“家伙咋个跟胖爷一样呵！”
（你表露的思想，虽然远未发掘到尽致，但依年龄，你已经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重新起步和重新思考！）
一年前，他在安县，在睢水，就曾经无数次陷入这种历史沉思之中。
写出一本《红石滩》，也像是一次故地重游。每一处故地就是一个会说话的化石。大西街的故宅，杨家碾房的屋院，刘家酱园的经堂，断头卧牛石，通往茂汶大山的后门，在向他诉说过去——当今——未来，自然——宇宙——英雄——智者——芸芸众生，人民——群体——自身！
1985年6月8日的清晨，他从安县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客房醒来，意识到昨晚他是睡在“历史”上面。这里原是汶江小学的旧址。出招待所左拐，便是大西街。上午别人引他跨进这二十二号。他老眼迷离，这就是他的老屋，“祖父”的房子？
“变了，变了，”他不住地低声念叨。
他站在一个小院，询问一位老者：“这恐怕是原先的第一个天井坝吧？”
“不，这是原来第二个天井坝。第一个已经新盖了房子，看不出了。”老者回答。
“这后面还有一个院坝、一片菜地和几棵皂角树吗？”“没有了，都没有了，盖上房子了。”
“对，对，房子也应当推陈出新嘛。”
嘴上是这么说，看见扩建的安县公园，繁闹的十字口，东门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四、五层新楼，他也是这么讲，但是心里不免惆怅。历史不可重复，哪里能寻得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故乡呢？
在南门外现在大大加高的河堤上，远眺对岸杨家碾母亲兴建的旧宅，他不准备再去打破梦影。听郑县长在旁边介绍，那里已做了县敬老院，他连说“用得恰当、用得恰当”。
不经意，回忆已钻破尘封的往昔。同行的年轻人在给他记录，周克芹的问话好像在帮他把扯不断的丝线连缀。城关的风貌习俗，圣灯山的庙宇，杨家的家世，母亲、舅父、谢象仪、陈红苕、魏道三……这里是他的“根”，他的出生地，读书识字之所，看戏赶场的平坝，他是从这里读完人生的最初一课，走向成都，走向外面的世界的。他一生的道路走得怎样？是喜是悲？对多错多？有没有辜负了什么？他后来访问安县劳模刘定国，参观他的种猪、饲料地和“养猪技术服务中心”，听说他过去是劳改释放犯，很感动地握住他的手，希望他“好好总结自己”。是啊，他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回自己，总结自己！
9日是星期天。他们的车队停在公路上，他身着灰色中山服，脚登一双轻便旅游鞋，拄一根无柄的手杖，轻步走过平桥，来到睢水场口。
这天正逢场期，他们的到来使熙熙攘攘的街市掀起一股热浪。不时有年长的农民兴奋耳语：“杨二哥来了！”
“这是杨沙汀回来了！”
他甩开引路的乡长和一大群同行者，急促地向场口左手走去。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自己找到了原睢水小学的校门。“没有变！没有变！”他念叨着，原路走回，向左拐向正街，去找刘家酱园。走进一个铺面观望，上了两截石梯，他止步了，否定道：“不对！这不是刘煦之的公馆，朝里走是平地，没有梯子。”然后退出来，才找到邻近的酱园后院。
睢水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只是有的地方衰朽了一些，有的地方修整得过于新鲜。他面对刘家酱园后山坡的颓垣残壁，凝望了许久。这是他最寄予感情的地方，《淘金记》是他焕发文学生命之所在。睢水周围的山水，是他乡土文学的主源。通过闭塞乡村的人物、社会，他参与了挖掘中国封建老根的事业。这里老乡的普通市井口语，幽默而简练的表现格调，直接影响了他的小说风格。讽刺的传奇性、讽刺的激情以及讽刺本身包孕的痛苦内涵，都得之于这块貌似贫瘠的土地。他坐在睢水河边，全身陷进籐椅，任凭周围的喧嚣，沉入对自己文学的思考。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在提醒他这是他的一次“衣锦还乡”。看着那些前来观瞻，挤着闹着不忘开玩笑的老乡，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对他们说，我的文学就像你们一样，追求的是质朴、开朗、幽默、含蓄，这是你们身上美的风格。但是，为什么这样把我当一个“热闹”来看？如果没有这些汽车，没有这些县里大小人物护卫着，你们会对我这样的老人有兴趣吗？你们能认可我是个睢水人吗？
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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