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 第52部分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哄笑”。①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么胆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1952年7、8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7月9号事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然觉悟程度不坏（7月21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悭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倌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子！……”（8月13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7月31日——8月4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7月22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7月27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的。他参加乡农代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7月29日——30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8月7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劼人常对他讲起谢先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是很寻常的事，结果叫“双毛辫”（李劼人称刚工作的女青年）扭住不放。后来是陈毅出面保护，才把谢调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教书。他不理解谢无量受冤，但领导文联机关“打老虎”，还是不遗余力。平时的“浪费”，受了“运动”气氛的感染会演变为“贪污”，他所搞的“贪污”案也就不能不扩大化。他还要在内部检查官僚主义。从去年5月全国讨论《武训传》，年末展开文艺界整风学习以来，“检查”不断，他的创作自信已经不牢固，或者说需要重建。在石板滩已感到的对写新农民没有把握的心思，越发加重。不能把农民写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气”，这太难，了。他想起去年10月纪念鲁迅诞生七十周年时写过的文章，用检讨的姿态谈过去的创作“暴露过多、光明太少”的毛病①。可面对刚刚“解放”的农民，发现自己的思想调整远没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颜料应如何调制，如何涂抹。他的笔提起来，却在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凝住了。

　　他还不习惯表现新时代。

外面的世界总归是外面的世界

　　火车在西伯利亚冻土荒原上急驶。车厢结合部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窗外闪过冰雪覆盖的无垠的土地，和一座座用带树皮的木料砌搭成的俄罗斯低矮农舍，引起这个第一次离开国境的南方乡下人的遐想。他一向神往的旧俄艺术大师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景，仿佛在眼前活了：《复活》里马丝洛娃随着政治流放犯长途跋涉，她的头越来越昂起，而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跟在后面艰难地颠簸……长长的车头鸣叫声把他拉回现实。沙汀看看对面半斜身靠在软座上的马烽（一位身材适中、壮实得像个矿工模样的解放区作家）和一名德文翻译，想到他们正在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途中。封闭的车厢里温暖如春，可是眼耳口鼻还留着哈尔滨月台上寒风刺痛的酸涩味。

　　他是1952年9月应召到北京作出国准备的。解放两年多了，连艾芜都两度进京开会学习，他从离开延安算起，已经有十几年没迈出夔门一步。现在是不迈则已，一迈便到了欧洲。

　　这段时间他在思考他过去作品的全部价值。为了《淘金记》的重版，他与中宣部文艺处的严文井交换过意见，这位“鲁艺”的同事请示过胡乔木，做了肯定的答复。是从过去走向未来，还是一切另起炉灶，他很想利用这次机会在京小住，找些老朋友谈谈。西南局宣传部的廖井丹也鼓励他出去开开眼界，还表示，回国后可以同意他解除行政工作专事创作的请求。

　　在北京他住在东总布胡同“文协”院里。他去看望全国“文联”的周扬、“文协”的丁玲两个负责人。周扬很忙，照旧了解他的脾气，短时间交谈中，劝他不必紧张，因为访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好关系而已，不会有复杂的情况。何其芳从颐和园附近的高级党校跑到东单来看他，语言的洪流，淌出来，容不得别人插嘴。他大讲在河北平山的见闻，描述他未来的土改长篇小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热情也不能化为文字。等沙汀去党校回访，问起其芳两次出使东欧的经验，其芳给了他一份关于中国文学的发言稿，原是他自己准备的，在国外没讲成，他就不要分文地“卖”给了老朋友。沙汀在柏林果然派上了用场。

　　他到中宣部去与严文井叙旧，却意外碰到了赵树理。赵树理的小二黑、李有才这时走遍全国。赵住在文艺处，正集中阅读苏联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作品。沙汀好奇地瞄着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穿一件短袄，下面也不像是制服裤，没有一丝解放区干部气。赵的左手臂不知怎么出了毛病，用根绷带吊起。他很自然地问起伤情，不料，赵树理立即口念锣鼓，边唱边舞，当着第一次见面的客人演起山西上党梆子来了。这真让他吃惊。他不熟悉梆子，北音的苍凉比起川戏的高腔自然更古朴、深厚。他的注意力被眼前这位“民间艺人”的表演吸引住了。几句唱过，他报了一折戏文的名字，好像叫《三卖武》，然后便说自己受伤就如这出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

　　这个农民作家接近人的不拘形式，和对家乡戏曲的狂热劲头，可能是他生平遇到的最典型的例子。后来在东总布胡同隔街相住，见他下棋，就更有趣。赵下象棋、围棋都不算高明，但极喜下。有一阵每晚扭住前院的严文井搏战，下到深夜也不肯放，弄得文井爱人伸手将棋盘弄乱才散。他毫不以为意，第二天照样登门。后来文井提出少下、不下，赵生了气，将棋子拿到文井门口，一个个捶烂，口中念念有词：“你死我就死，只要你说话！”搞得文井狼狈不堪。其芳的“天真”是知识分子型的，像赵树理这种农民式认死理的“天真”，更是天下无双。

　　文井思维缜密，文学修养高，与他交谈总是有收获的。坐在国际列车上，他还在玩味着文井与10月2日在北京站送他上车的胡乔木对他创作的评价：“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地再现生活”。

　　他们都读过了《淘金记》，觉得是出色的对“地狱”的描写，是地方风俗史。但一谈到讽刺，他们的话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但你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如果要普通读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们会很吃力。做你的读者要有很高的条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