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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一种赎罪补过的心理驱策下，他一反多年应报刊相约才写稿的习惯，根本不考虑能不能发表，来不及推敲词语，也不顾题旨有多么重复，写了一篇又一篇。只有写作能安抚他起伏的心潮。
作为冷眼旁观者，他有机会考察泰山压顶下蝼蚁四下逃散的特别景象。尤其注意大小统治者欺骗人民，掩盖自己丑行的“奇观”。类似一年前写的《选灾》的故事，在安县久演不衰。带起武装，在枪口下让你投票，被人们戏称为“炮选”。他记下好几则这样把“民主”赐给老百姓的材料：大选来了。乡公所每天传锣，召集选民投票。虽然大多数毫不发生兴趣，可是这个并无阻碍，保长们乐得清清静静填票，写上极占势力的候选人。但某一保，因为保长懦弱无能，又有人在为第一候选者活动，他不敢随便填票，怕人检举，而他能做的，只有经常找人传锣，但依旧很少人去。最后日期满了，他也只好在两派监视下每人填一半票。（一则）
随处都是揽载选民的汽车，但多少都怕坐。于是骂了：“又不是送你上杀场啦！”接着更四处拉人，而一个青年人被抓上车了。那母亲也恰在一道，于是哭闹起来，因为她以为是拉兵。（二则）
《酒后》，是从苦竹庵得来的印象。萧业贵的父亲对战事发展很不安。此地的保长四十岁、五十岁做生，农民都要送礼，送对子。满堂张挂，以为荣耀。有的挂上几年，积满灰尘也不收走。那些天沙汀见萧父在归拢这些东西，便问他。老头说周围许多人都在收箱啦。这些人像驼鸟一样，以为把脑袋埋在沙子里面别人就看不见了。
再发展下去就更稀奇了。山里的粮户纷纷经过睢水向平原逃难。街上的溃兵越来越多，见到能吃的东西，烧饼、凉粉、豆腐、豆渣，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他们已经凶不起来，简直可怜了。只要农民肯给他们一套粗布便装，他们便会把军服、军毯、步枪，甚至美式手提机关枪都换给你。
简毅从玉颀那里知道了他在板栗园的住所，跑来告诉消息：一个叫宋达的地下党员（后来知道是脱党分子），组成北支队，自任政委，在安县北部永安一带活动。让他转告沙汀离开西南乡到他们那边去，宋可派武装接送。可仔细一问，这支队伍混杂得不象样子。队长刘丕承，国大代表、军统分子，是郑慕周的对头刘世荣的侄子。刘世荣是郑杀掉的陈红苕的搭挡。安县新贵刘桢品，中统特务小头目。与宋达打得火热。听到这几个人，他马上一口回绝了。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各种人物都会出来登场。他决定静观待变，迎接自己的人。1949年年底，先是12月21日绵阳解放。25日傍晚，安县旧县长李淑尧贴出布告，听候接收，自行停职。这张布告贴在旧衙门照壁上，天色已黑，竟无一人理会。半夜，公园钟声震响，锣鼓齐鸣，市民们从梦中惊醒，跑到体育场一看，矮胖胖的宋达与刘桢品手中展开一面大红旗，中央缀着五颗金星，在台上哇啦哇啦，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群众又见北支队举火炬游行，县里土豪劣绅，二教九流，无不“欢迎解放”，只好睁圆惊疑的眼睛。直到过了1950年元旦，1月3日，城内的地下党组织迎来了绵阳派遣的县长赵鸿图，公安局长解满和等人，安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群众才看到解放军模样的新干部。这一天是赶场日，农民一批一批涌进县衙去观看大堂、二堂、花厅、签押房，昔日阴沉的厅堂里充满笑声欢语，成为老百姓体会“解放”的第一件开心事。沙汀在板栗园，听一群群的溃军潮水般过去，经绵竹、睢水，往松潘、阿坝窜逃，骚扰得不行。他最担心稿子失落，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用纸包起埋了。散兵们像几滴水落入广袤的土地，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静了五六天，静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郑慕周从秀水派人来通知，县委要他立刻进城！他来不及与妻儿见面，戴顶旧草帽，由吴瑞卿陪着就到秀水见舅父。这是舅甥俩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次见面。郑告诉他，县里收到绵阳地委电话，王维舟命寻访他的下落，让他马上去成都工作。这是新县长赵鸿图亲自找郑慕周转达布置的。与舅父进入县城，正碰上接收人员与北支队发生冲突。宋达派人通知新县府，召开一个新、旧县长出席的“送旧迎新”茶会，遭到拒绝。于是宋扬言要撤出县城。这就意味着把十一名接收人员全部暴露给四围活动猖獗的武装匪类。这是第一个到郑府来拜望沙汀的刘桢品亲口告诉他的。宋达已经介绍刘入了“党”。沙汀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当天分别会见了赵鸿图和宋达，平息了这个茶会风波，这才启程赶赴绵阳。
他从纷乱的事变中预感到家乡鱼龙混杂的局面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澄清。后来整编北支队，安排旧公务人员，恢复工商百业，镇压兵变和匪乱，安县的斗争委实激烈。最不幸的是，吴瑞卿有不久的征粮反霸工作中当上评议员，揭发袁寿山、萧文虎的行为，引起仇恨。萧叫他一个瞟眼子的侄儿于光天化日下，当着两个木匠的面，枪杀了正在厨房干活的小学教员。在沙汀的“保护人”之间形成的这种对峙，是严酷的现实。袁寿山——萧文虎——吴瑞卿构成了三十年后他的中篇《红石滩》的基本线索。
这都是后事。现在是郑慕周一直陪他到了绵阳。在地委，他先后会见了刘文珍、彭华几个干部，次日坐上地委为他安排的邮车，前往成都。郑慕周看他钻进邮车的驾驶室，才把一颗心放下。他回看舅父，车下这个高大的老人就是他从小熟悉的“保护人”。这些年为了他的安全，操的心也尽够了。现在舅父独特的政治身份会给他带来何种前途呢？这是两人都在想，却又最怕明言的事。在绵阳的两天，组织上让他介绍安县上上下下知名人士的情况，及对新政权的态度，他谈得详尽、细致，一篇一篇的，唯独拒谈郑慕周，而要求地委自行了解自己舅父的政治倾向。他只能这样做。虽然他很清楚，自1927年“大革命”以来，郑不断求进步的立场，相信他会与人民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但不便由他来说。车终于扑扑地发动了。他默祷着亲人的安好，决然地挥手告别。
邮车在公路上疾行。晨风吹拂着他，冷峭而刺激。他觉得这部车子带他冲出了“第六病室”。他的半囚禁的亡命生活结束了。迎面的空气是新鲜的，呼吸是舒畅的。不用化装，可以抛头露面，不怕见任何人，想用多大的声音讲话就用多大的声音讲话。这就是“解放”呵！
你把建国后写的短篇集命名为《过渡》，有深意存焉。
只有“过来人”能体味甘苦。对于新的时代，我们这一辈人是“忠实”到情愿改变自己去适应它的。
沙汀传……第十一章 过渡
第十一章 过渡
穿不惯灰布制服
成都等待他的是军管会文艺处的工作。一夜之间，他从旧政权的阶下囚一变成为新政府的主人。从此，一个写农村小说的创作家将定居城市，成为一名半文艺官员。他来不及想自己的地位有多么特别：解放区的文化人看他是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国统区的朋友视他为根据地出身的党内干部。
他先是借居在童子街十三号林如稷家里。那天，穿了一件下水多次的长衫，戴顶风雪帽，到商业街原励志社，现省委驻地，向王维舟报到。王维舟正要去出席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宴会，匆匆忙忙告诉他，川西党委已安排他去做文化接管工作。两人一同下楼，王用车子捎了他一段路。在车上，王维舟盯住他瘦削少血色的脸，突然说：“共产党员可不能操袍哥啊！”
大概王维舟听信了关于他的一些传闻。而眼前沙汀的样子，除了没像一般场镇上的瘾君子拖一双鱼尾巴鞋，其他也大致不差。难怪次日夏正寅来林寓探他不遇，留下的便条会问他每日何时过瘾，以便适时来访。这真叫他哭笑不得。他向王维舟简述从青年时代起舅父便不许他加入袍哥的家规。王微笑着点头：“为了隐蔽，在哥老当中混混是可以的，现在要注意影响啦！”
军管会文艺处设在学道街益都公寓。是前后两座三层的洋楼，中间夹了个天井。军管会的负责人杜心源、张非垢欢迎他的到来。张非垢是熟人，鲁艺文学系第一期赴冀中的学生，曾有师生之谊。他们已经为他安排好后楼二层的房间。又让他换上崭新的四个兜灰布制服，好使他像个政府的干部。不过，他穿制服总是不舒坦，不如从睢水赶来的玉颀。玉颀换上列宁装，辫子盘顶，戴上八角帽，是那么秀秀气气的。他尤其用不惯皮带，硬是要妻子用手针改造了制服裤，装上一根松紧带。
他在文艺处的工作并无名义，就是协助处长常苏民在成都文艺界联络。依靠原来的文抗成都分会的关系，找了李劼人、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邓均吾等老朋友，拜访了谢无量等大学教授，召集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艺政策，大致就做这些事。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起码在解放初期那种环境下，“洗脑筋”是在一种特定气氛下人人争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对他不陌生。集体主义、纪律性，他却需要有个适应过程。1950年下半年与他一道工作过的李劼人大女儿这样回忆：益都公寓挂着军管会文艺处的牌子，又办公，又是宿舍。我住在前一座楼的第一层，能看见沙汀夫妇住的后楼上面的窗户。他不修边幅，头发从来没有理好过，穿衣服不能把扣子全扣上，不穿皮鞋，也穿不惯制服。不大管事，就想写作，还鼓励我写作。给我看他的长篇“三记”，叫我帮他划出哪些字太“土”。他对供给制不习惯，晚上常与玉颀到外面吃东西，或者搞个泥炭炉子（烧桴炭），自己做了吃。①这种农民式的散漫自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而思想改造，已经是他经常遇到的课题了。小说里土语土词用得太多，妨碍其他省的读者阅读，这是别人给他提出的意见。他不能不检查，但骨子里何尝认错！一直到写八十年代几部作品，满篇土话，依然故我。
大约在进城不久，成都各界欢迎贺龙和周士弟的会上，刘盛亚邀沙汀一起到前面去敬酒。因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他迟疑了。刘盛亚可能把他的在场告诉了贺龙，不一会儿，就听传来贺老总特有的高朗声音：“唉，沙汀啦！我们同打过几天游击，都不来见见面啦？”
会场上顿时活跃。弄得他面红耳赤，只好起身走过去。
到了春节，杜心源约他去省委探望贺龙。正碰上贺在接待起义将领董长安。客人一走，会客室只剩下了他们，贺龙告诉沙汀，自己将去重庆，组织上也将派他去。这是一个意外的消息。虽然真的执行是在半年之后，他当时的表情一定已经在告诉贺龙，他还是那个离开冀中，一心想奔回川西北的作家，一个对行政工作无兴趣的文化人。贺龙当然也看出来了，但没有当场点破。
待到吃午饭，贺龙夫人薛明也在座。大家谈起敌后生活，贺龙终于风趣地冒出一句十年前就可以说的话：“嗨，别人都是老婆跟着老公走，你呀，怎么老公跟起老婆走呵！”
在食堂几桌吃饭人的哄笑声中，贺龙一语定音，把他离开延安的原因，公开挪到一个家庭的位置上。这也是贺龙一贯的看法。他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出回故乡创作的动机，那很容易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也不能给自己安上“临阵脱逃”的罪名，那未免太严重。就这样，沙汀在解放后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由贺龙这样解了围。
一二○师的战斗剧社大部分已经是新同志，但他们几乎都知道沙汀，读过他描写贺龙的那本书。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小青年兴冲冲取来一本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随军散记》。这样署名的版本，连作者都是第一次见到，就像重见失散多年的一个孩子。林如稷当场把这本小书抢借去，筹划资金，亲写序言，由他父亲题签，恢复了《我所见之贺龙将军》的题目，很快自费翻印出来。林如稷满有信心地以为这本书会畅销，他忘掉了新社会的书籍事业已经由国家统一管理。川西的宣传部门对解放之初用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