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 第23部分

　　他本人不修边幅，一年四季老是那一套洋装，但有时也喜欢穿长衫，因此，我们不时也能瞧见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褂，摇摇摆摆地出现在桃源邨中，这种寒碜而且带点稀有的打扮，是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①周扬很高兴他回来协助工作。周立波其时一人也住在辣斐德路，两人的弄堂离得不远，来往方便，沙汀常跑去看他。除了讨论写作，正碰上筹建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这几件大事。

　　他在安县葬母期间，“左联”已经解散了。去安县前，即1935年12月中旬，在周扬家里曾开过一次“文委”的扩大会，非“文委”领导成员的沙汀、周立波、于伶等列席。①大家都已知道，巴黎《救国报》上党的《八一宣言》、《国际通讯》上的季米特洛夫报告，特别是萧三给“左联”的长信。萧三当时是“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他的信提出解散“左联”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需，信是经过内部的交通送到上海史沫特莱处，然后由鲁迅转到周扬手里的。沙汀读过。上海左翼文化界自1935年春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失去党的关系良久，现在得到这些文件，其兴奋状态可以想见。所以会上大家对于解散“文委”所属各联，都无意见。等到沙汀从故乡转回来，一切付诸实行。

　　鲁迅先生对解散“左联”和如何解散“左联”，有不同意见，他很久都不知道。待建的统一战线的新组织，开始定名为作家协会，后有人提议扩大范围，才改作中国文艺家协会。沙汀是三十四个发起人之一。艾芜携家返沪，他参加发起是沙汀邀的。他们散发了《中国文艺家协会组织缘起》的材料，协会的筹备在积极进行。但鲁迅不同意加入这个组织，成为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随着两个口号问题的提出，内部的紧张关系日甚一日。

　　这年2月，周立波于《大晚报》发表《“国防文学”与民族性》一文，“国防文学”的口号得到许多响应。沙汀所在的小说散文组里产生分歧。他自然是赞成的，欧阳山他们不表态度。周扬与胡风在报刊上公开展开的关于典型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并不能维持在理论讨论的范围内，双方的意气越来越盛。

　　沙汀也认为周扬同鲁迅的“误会”多半是胡风造成的。他与胡风的友谊跌到零度以下。胡风在四处传布鲁迅对文艺家协会与“国防文学”的不同看法。周扬这一边1934年秋天以来，便在传布胡风在南京孙科的“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的事。沙汀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早就与他断绝来往。他们想利用此事来影响鲁迅与胡风的关系，结果反而引起鲁迅的反感。

　　4月初，沙汀将茅盾约来家里与周扬会面，希望茅盾从中调解。茅盾也是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他过去多次调解过，这次表示无法说服鲁迅先生，拒绝了。

　　不久，听说中央特派员、大家的老朋友冯雪峰由陕北负使命来上海已多日，却一直不会见这边的人。周扬的不满“传染”了沙汀。等文艺家协会连章程、宣言（宣言是茅盾起草的）都已印好，会址租好，召开成立大会的通知已经发出，一切都已就绪，突然，6月1日新出版的《文学丛报》上发表了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第一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周扬他们都认为这是胡风用来对抗“国防文学”的，于是掀起轩然大波。沙汀已经在5月份，被安排参加《文学界》的编委工作。《文学界》、《光明》是周扬、夏衍努力搞起来的刊物，一创刊便卷入两个口号之争。沙汀不是爱动是非的人，他对两个口号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兴趣。当时发生的这场带有宗派情绪的内部纷争，表现出新形势到来以后，革命内部不同的理解。沙汀考虑不深，主要还是在人的品格上考虑得多，认为周扬的人品比胡风的好，因而信任周扬，但鲁迅先生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鲁迅是他的前辈，文学启蒙导师，与鲁迅的某种“背离”使他困惑。不过沙汀是个只认定自己能看到事实的人，他除去埋头写作，主动的社会活动有限，所见所闻都与周扬有关，这就不能没有局限。

　　《文学界》6月5日创刊前，茅盾曾约集一批原“左联”成员，在《文学》杂志社座谈。沙汀、荒煤、艾芜、徐懋庸都参加了。茅盾企图说服大家放弃口号之争，但没有见效。散会后，沙汀单独留下一会儿与茅盾谈话。沙汀请茅盾为《文学界》写一篇赞同“国防文学”的文章，一再说，这口号是党提出来的。沙汀把“这是党提出来的”说得极其认真。茅盾不住地摆头，显出一种似笑非笑的无可奈何的神情，始终连一个字都没讲。

　　（你当时没有从茅盾的苦笑中感到事情的复杂吗？你让茅盾单方面再发表拥护“国防文学”的文章，可见你不了解事实的全部。现在想来，我是冒冒失失用了“这是党提出的”这句话）

　　周扬《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就发表在《文学界》创刊号上。6月10日《光明》创刊，徐懋庸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便出来公开批评胡风另立口号。这一期还有茅盾小说《儿子去开会去了》，夏衍的《包身工》。沙汀在这两本创刊号上，发表的都是小说，即《在祠堂里》和《兽道》。刊物造成了很大影响。《文学界》主编周渊不是周扬，这仅是个假名。直接领导者，是“左联”负责组织工作的党团成员戴平万，通过原创造社的邱韵铎，打通光华书店得以出版。稿费很低，书店能提供的编辑费也很少。编辑部就设在邱韵铎家里，编委还有杨骚、徐懋庸、沙汀。

　　在邱家，沙汀开过两次编委会，讨论刊物的内容。徐懋庸自告奋勇，愿为刊物写一篇抗日小说，便是《火焰》，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文学创作。徐早些日子，经任白戈认识沙汀。此人其貌不扬，人很聪明，名士派，也有浙东人的倔强。他一度追求过关露，给她留条子写得也怪：“女人！哪一天我来陪你看电影！”有一次，徐去找关露，恰不在，他就坐在楼梯的最下一级等着。上海普通房子楼梯都很黑，关露回来一脚踩在他身上。他这时与曹聚仁住在一道，沙汀一去，他就叫菜请吃饭。他杂文写得多且好，有鲁迅风，鲁迅为他的《打杂集》写了序。朋友们谈起来都感到徐懋庸是很有趣的人物。

　　戴平万很长时间领导沙汀。他是太阳社的成员，沙汀二十年代末在《太阳月刊》上读过他的作品。自加入“左联”以后，从来没听到过戴平万的消息。周扬告他戴刚从东北义勇军折回上海，这时住在一家商号里。戴平万，广东人，中等个子，谈吐幽默。成立文艺家协会时，他见到欧阳予倩，便说：“看，潘金莲来了！”戴一直认为，沙汀是党员，很信任他。

　　正是编《文学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与他谈起来，才知他二十年代入过党，现在关系丢掉了。戴说：“关系没带来，设法证明是很麻烦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绍。”沙汀当即表示，愿意再次申请。“左联”虽然解散，党团组织依然存在。没过几天，戴便告诉沙汀，他入党的申请被党团通过了。还说，讨论中他批评了党团书记周扬，认为这个人这么熟，为什么不早介绍进来？这样，沙汀便又一次入党。他的联系人便是戴平万和周扬。通过他先后联系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战事发生为止。（最近，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文，他的党龄恢复，从1927年第一次入党算起）

　　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会，在上海四马路大西洋菜社举行。到会的约有七、八十人。沙汀专约了艾芜、魏金枝、杜衡、欧阳山、草明。后两人不赞成“国防文学”，未来。杜衡口头上答应，开会那天也没到场。周扬、夏衍都有意回避了。会议公推夏丐尊为主席，傅东华报告了筹备经过，通过了简章、宣言。宣言按照与鲁迅的约定，不写入“国防文学”的口号。讨论时又有争辩，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议，给病中的鲁迅先生致慰问信，得到全场的热烈响应。会议选举了茅盾等九人为理事，沙汀等五人为候补理事，签字参加这个协会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后，鲁迅先生等六十三人，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势使得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从未能真正开展活动。只有《文学界》算是协会的会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时，周扬通知沙汀，把他调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学界》的编辑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这时刚发表《长江上》，主要搞戏剧活动。他脑筋反应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没有后来精力旺盛。

　　《光明》开始是个“皮包公司”。编辑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两次，取稿、送稿，专看小说方面的。当时，“一二·九”救亡运动兴起，上海因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在华北事件后扩大，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也自顾不暇，对左翼均放松。大家就想找个有实力的书店，办一种与“左联”过去关门办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杂志。夏衍找生活书店胡愈之交涉，他们愿意承担，但怕出问题，只搞发行。讨论后找洪深公开出面。洪老夫子与国民党上层有关系，又敢说敢当，就请他挂名做主编兼发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浓，也出面主编。党的领导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兰，一个温和、细致、有教养的女性，和沙汀组成了编委。生活书店给的稿费、编辑费都较丰厚，到“七七”事变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乡小说发表在这里。与夏衍来往较多的也是这一段时间。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艺大讲《戏剧概论》，我旁听过。左翼搞飞行集会，他参加时不与别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来，便在马路橱窗边东看西看欣赏。他很机警，思想敏锐，记忆力惊人，个性细密、周到，江浙人的特点。他有这个本事，你上面开会，他晓得内容是不要紧的时候，能在下面写文章。

　　《光明》实际是夏衍挂帅。每次编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风深入细致，排字、看清样，都很内行。我跟他跑过两三次印刷厂，亲眼见他如何调整版式，当场挥笔填写补白，文思敏捷异常。三十年代在中国倡导集体创作，他是第一个。《光明》发表五六个集体写的剧本，像《走私》、《汉奸的子孙》、《咸鱼主义》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马厅附近的东方饭店开个房间，找洪深、章泯等人讨论，分幕，写提纲，然后推选执笔人，写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当时叫尤兢。我也参加过讨论。——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光明》很重视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5月由白薇转给周扬，介绍到《文学》发表后，反应很强烈，被推为“国防文学”的佳作。周扬于是叮嘱沙汀，主动与舒群联络。从此，舒便经常给《光明》写稿，并介绍来罗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号，还特地编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劳绩。这“近作集”中，罗烽的小说《第七个坑》，曾被沈起予压了一些时间，由此引起不满。舒舒便引了罗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帐”。这样，沙汀才第一次见到罗烽。徐懋庸后来主编《希望》，在《申报》登广告，夹进一副戏联，有不敬鲁迅之处（沙汀现在还能记得，下联是“去年今日鲁迅徐懋庸笔战方酣”），舒、罗和沙汀都感气愤，一起去找徐。经过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决”。至于见到白朗，已经到了“八·一三”后，是在离沪那天的车站上了。

　　这时，“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们，群起反对胡风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发难。第二期周扬《现阶段的文学》更是一篇长文。7月，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阐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涵义，及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此文同时在双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学界》的这篇是茅盾送来的。

　　胡风的口号正式成为鲁迅的口号，沙汀周围的人觉得事情棘手。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争论的势头缓解下来。可是没想到，8月，鲁迅抱病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作家》发表。事先谁也不知道徐写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台老家省亲，看到鲁迅文章后，气急地赶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诉其苦。说他感觉委屈，在浙江已哭过两场，随即从身上取出他的答辩信，要求在《光明》上发表。徐在沙汀家说这些话时，眼睛通红，十分激动，他显然既敬爱鲁迅，又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