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子”如何如何叮他，弄得院方哭笑不得。他的感情似乎是不会“老”的。他一出来，听说周扬已与苏灵扬同居，就极表赞成，认为早该如此。他也有苦闷的时候，一个人把棉裤当了，买几瓶酒回来，可又不会喝。他也在恋爱，是个女工，后来与别人结了婚。那个女工当时得了白喉，立波为表示对她的真诚相爱，不嫌恶她，还特意去与她亲吻。沙汀、周扬听说了，都责备他。他就是这样没有世故，天真得要命。
沙汀刚听说周扬、苏灵扬的事，企图劝阻。特别是黄玉颀，她与周前妻很要好，仿佛忘了自己是怎样与沙汀结合的了，对娇小玲珑、也很倔强的苏灵扬，态度冷淡。那年冬天，上海很冷，苏只穿件薄大衣，沙汀让玉颀借钱给她，玉颀不肯。到以后才慢慢认可了。认可后与苏灵扬相处得也挺不错。周扬穷，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沙汀去请“彭浪人”（当时还不叫这个外号）给他治病。这个四川医生自己贴车钱，治他的病没收费。还有个大夫叫李复石，曲阜人，儿子为革命牺牲了，看左翼人士的病，也不收钱。后来大家避难、印传单也找他。这两个医生，是白薇介绍给沙汀的，沙汀又介绍给周扬。
1934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住在上海霞飞路华龙路华龙里。楼下是山东人开的食品店，专卖给白俄吃的酸黄瓜、大“列巴”。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
开始只有他来，以后立波从苏州反省院放出来，我才认识。沙汀穿长袍、西装裤，瘦瘦的，冬天围条围巾。他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能出主意，爱摆龙门阵。他们家与我家是患难之交。周扬对外讲是做编辑的。在上海，一个编辑家里，每天四角钱的菜金，再不能少了，少了，就要受街坊邻居的怀疑。所以没有菜钱便问沙汀借，还有杨潮。沙汀家一个月五十元就够了，日子过得还很好！他告诉我诀窍，我学不来，我不会用钱，不能做“经济专家”。可是沙汀也常常没钱，有时，他会掏出仅有的一元钱，跑到弄堂口胭脂店①去破开，分我四毛，这样可以开门买菜，别人看我们生活正常。这对地下工作最为重要。
1936年，我生第一个孩子米米，在霞飞医院。医院很小，我住在二楼大房间里，是自己走上去的。沙汀来看过我。黄玉颀送我她孩子杨礼穿不得的旧毛衣，可我不会打，是她帮我拆了，织成米米的第一套毛衣裤。我等于是他们的妹妹，生孩子、抚养孩子，都是向黄玉颀讨教的。他们还给我一本书，但书也解决不了问题。黄玉颀不高，长得很端正，性子急，爽快，是沙汀的娇妻。他俩的结合，据我知道是反封建的结合。①结合得再好的家庭也会有矛盾。从1934年上半年沙汀写的小说《孕》来看，这可能与黄玉颀第一次流产前后的家庭生活有关。那种少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爱恋气氛，因为出现了增添家庭新成员的前景而引起的经济上、事业上的恐慌；由于夫妻间性情不完全相同，而常有争执所产生的烦恼，统统呈现在这个自叙式的小说里。四川人的性格是不怕硬的，沙汀遇到黄玉颀发了脾气，他总是退却。他比她大，“礼让”是应该的，所以就跑出去，跑到大兴坊十一号辛垦同人群居的生活里去，但那里无休无止的争论也不美妙。
沙汀是不愿多说空话的人。有时他觉得周扬写那么多的理论文章，也是空话太多了，不如做些实事。在他心目中，写小说是做实事。但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危机”。他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老人》这类小说，虽然在“左联”内外受到赞扬，他写写也写不下去了。他内心的艺术之神召唤他，写自己最了解的人物，用融化在他笔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结构与笔调来述说。可这与“左联”提倡的“大众化”又不相合。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创作的停滞也酝酿着创作的新生。《人物小记》、《一个绅士的快乐》都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人物小记》发表在1934年初。
一个故乡人物的生动速写。听觉、触觉特殊灵敏的瞎子，“尖刻”、“韧性”有余的性格，预示着他未来小说一连串“狠人”型的人物。这是他家乡记忆中最早跳出来的类型。用手指钳住银元吹口气，送到耳边去，用牙齿咬，把铜元摔到台子上去听声，以及爱钱如命造成儿子的被“撕票”，放印子钱和讨帐时的滚地撒泼，等等，都是他从小在安县街上看惯了的。各种人物跑来，用他们的性格细节组成一个新的人物，把一个人物立住了，随着变换时空补叙、夹叙有关他的“传记材料”：这种写法构成了他未来小说的“雏型”。为了一段山地的争执，被用铁绳子套了颈项看管一年，终于胜诉，这便是西山农民吴麻子故事的变形。走遍城内所有屠架，挑来拣去才买四两肉，还要争执两次添搭。买一个小钱的胡椒，是没有磨过的整粒，用嘴嚼碎吐进肉汤里去，这简直是《儒林外史》不动声色的讽刺笔法。此篇人物的可笑性远远压倒了阶级压迫的内容，或者说削弱到微而不计的程度。他内心还是不安的，于是——
1934年6月，发表了《一个绅士的快乐》。
勾勒肖像画的手法隐退，一个绅士奸占农妇、欺辱农民的故事，加重了阶级压迫主题，但在这个也属于初期的故乡小说里，显得很不协调。男女人物都有安县原型。城外南塔有一个女人，在全县几十里内闻名。她的丈夫本是个叫化子，岁数大，长相也很难看，女人年轻风骚，与许多人明来暗去，包括与一个银楼的学徒相好。后来这个家“发”了，当然便有各种关于如何发家的传闻。杭州船女“乌花姐姐”的名字，使沙汀产生联想，压下这个女人风骚的一面，加重她的男人遭欺辱的一面。关于绅士的好色，使他想起故乡这句促狭的话：“看见石头缝也想插一下指头呀”，构成了“左联”小说要求的农民的愤怒。结尾是个愤怒的尾巴，故乡农民被他“美化”。与沙汀其他作品不同，他很少写“性”，这里却留下故事所需要的性描写。当时杜衡看了也觉得特别，拿去便在《现代》发表了。可从来没有被收入过集子，表明他对它的多方面的不满。
《巫山》、《好吃船》、《喝早茶的人》在《申报》发表，转入对四川社会风俗的描绘。但还没有想好，政治上的要求和小说艺术的美如何谐调。突然把童年印象与1931年秋出川船上所见，写成了小品散文。小幅的形式，较易调度，也显示了他创作上处于探索的过程。
创作上的苦恼解决不下，“左联”内部的宗派纠纷却日益严重。沙汀、艾芜都卷在其中，情景是相当难受的。这时，省一师高三班的同学萧寄语在济南教书，他想搞创作，却一直未得其门。这个人独身，租的房子有空余，多次来信邀艾芜去山东，并述说那里的环境安静，不会像上海这样干扰写作。艾芜天生不惧怕飘泊，他对上海已经厌烦，写不出东西的痛苦更深，便决定前往鲁地。
1934年12月，艾芜携新婚才五个月的妻子，摆脱了一切，经南京去济南。沙汀去送行时，艾芜还一再劝说他，无论如何，你也到山东来吧！
寻回那片乡土
艾芜到了济南，不断与沙汀有书信往还。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刚建立家庭，马上便被“家累”吓住。艾芜一次来信述说，在济南观览黄河，在一个小甸子上，见一条小小的毛驴，拖着重载，艰难爬坡的情景，说这便是自己。朋友的这些夸张的知心话，沙汀读了并没有太在意。家本来就是躲不开的温暖牢笼。男人以往的“自由”失去了，总不免发发牢骚，自己也是这样。倒是艾芜不断在来信中责备他不该留在上海，催促他北上的话，使他动心。
“左联”的组织工作越来越难搞了。创作上已把笔锋转向对川西北家乡的描述，但还没有十分的把握。潜心写作需要足够的时间和比较稳定的情绪，上海的环境徒然使人气恼。到山东去，或许是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吧。
1935年3月，艾芜去了青岛。沙汀经过反复思量，也决定将全家迁往这个海滨城市。他把这个想法与周扬一说，周扬竭力反对，强调通过沙汀联络的作家数量很多，这样一走会影响工作。沙汀一下决心就比较固执，他向周扬陈述了离沪后专心创作的计划，仿佛青岛能为他铺排下新的文学路程。他答应了正在办一份新刊物的李辉英，到山东后立即给他寄篇小说，以此预支到一笔钱充当路费。他把恒平里家里那些半新不旧的家具全部托运搬走，以示长期在青岛居住的决心。动身是在6月。那天沙汀、黄玉颀带着刚会走路的礼儿，马上要去北站，周扬、立波又一同来劝阻。箭在弦上，这怎么能阻止得了？他抱着不无歉疚的心理，还是上路了。青岛诚然是美丽的。拍浪的海岸，金黄色的沙滩浴场，深碧的海和浅蓝的天空，都使在山地长大的他感觉新鲜。青岛的殖民地色彩也使他气闷。火车站的尖顶、“八大关”的花园洋房群，满街金发碧眼的欧洲人和趾高气扬的日本人，高贵和贫贱都露在街面上。
他当然住不进高贵的地段。在车站西边的距野路，艾芜帮他们夫妇住到自己房子的对面。这是一个二楼，楼下房东在邮政局做事。两个朋友离得如此之近，从沙汀的楼上便能一一见到艾芜家的情景。
安好了家，逛了几次海滩，到栈桥上去看看小青岛的灯塔，然后在桌边坐下来。他计划要写的是类似《乡约》、《凶手》这样一批小说。1936年他编《土饼》集，收入《乡约》时，改名《丁跛公》，又深思熟虑地添加了一个副题：“一个道地的四川故事”。是的，他要在这远离四川几千里的海边，找回他的故乡，找回他那个破烂不堪却又叫人昼思暮想的故乡。少年的记忆，经过成年沙汀的思想过滤，最早浮现上来的都是一些怪诞的事物，他又沉入到年初写《乡约》时的心境里了。《乡约》是标志沙汀创作转向的作品。安县就有这么个姓丁的乡约，实有其人。“乡约”名称自有了保甲制度以后便绝迹了，它相当于保甲长一类角色，但职务范围是专管收银钱的。包括征收粮款、烟捐等等。由于川北家乡特殊的世袭关系，当“乡约”的人，往往几代都干这个营生，父亲是乡约，儿子长大也当乡的。丁跛公本人其实并不跛，父亲是跛的，等他继承做了乡约后，人们还是照旧叫他丁跛公。乡土社会的人是不大流动的，彼此熟透，绝不会搞错。干这种差事，既要有逼小粮户上吊的本领，还要能应付上面的呵斥。逼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揶揄、放赖、狗仗人势、苦苦哀求，经得多了，他也会揶揄、放赖、狗仗人势和苦苦哀求。加上性情，成了人人可以开玩笑的人物。所谓“有趣的恶人”、“可怜的恶人”，喜剧性很强的人物，第一次完完整整地被塑造出来。把这种“恶人”夹在团总周三扯皮和被硬派奖券的农民、寄居他家的内弟干黄鳝之间，让他表演，是经过沙汀运用他的政治意识分析过的。生活本身便是这样，自觉地设计人物和情境，更收到了形象活脱、针砭社会的效果。
写作中他非常注意叙述结构的层次：先是一个小圈，贱价从屠夫手里讹来的枪支转眼叫团总无偿收去；然后是一个大圈，如何费尽心力让农民每人白出半条奖券的钱款，让奖券都落在他的手中，如何为了打听开奖的消息受人捉弄，如何在知道中了一个尾奖后做开了发财之梦，最后被团总轻轻巧巧又讹了去。临了，土匪来抢这个精光的中奖者，竟发现无东西可抢，于是，砸坏他的右脚踝骨，成了货真价实的“跛公”。两个圈收束得密不透风。加上叙述语调的不动声色，充分发挥出家乡语言的机趣，和表现性格的魅力，奠定了他的乡土短篇小说的基础。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发卖奖券更是花样翻新。所以，《乡约》写出后，上海书报检查闻出了异味，没有通过，是寄沈从文在北方的《大公报》副刊发表的。
去青岛的前夕写了《凶手》。“断腿天兵”被挟持着，枪杀自己当逃兵的弟弟的故事，这是他好久以前从故乡听来的。地方军阀的内幕，抓案、抓壮丁，训练新兵以及枪毙逃兵，这些事他都熟知。写“断腿天兵”，因为人物是个地道的受害者，愤恨不平的感情压倒了一切，写事重于写人，以至于写到他的“傻”相，也风趣不起来，变成了纯粹的揭露。（你是最推崇含蓄蕴藉美的。对啊，我后来看萧红的《牛车上》，写格杀逃兵的故事，由死者的妻子，在一辆牛车的行进当中，断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