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的色彩，伴随千年王国论的末世论指向现实和思想的革命。在东方文献中，回应千年主国论的是《大般涅檠经》中弥勒佛的千年王国。据考证，弥勒佛（Maitreya或Metteya）就是弥赛亚（Messiah）。第四种，出自中国先秦思想如《礼记》，后又被康有为（1858…1927）重新论述过一遍的大同世界。这大同世界并非孤岛或山上城市，也非专指农业社会，也不必经末世，而是中国先人坚信人性善必然结出的硕果。在大同世界，政治民主，社会有序，人各守其位，人各尊其义。有趣的是，这种未来存在于神话般的过去，为孔子所企慕，为秦始皇所厌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四种对未来的预设都具有神话的合法性，都具有强制性，都排斥了人的肉体之我，当然，并不为肉体之我所排斥。
解放未来（三）
作者： 西 川
8．上述四种预设至今不曾有任何一种得以实现。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它们被珍视，
被发展，被付诸行动。那些与世无争、渴望退隐的坦荡君子无不心向阿卡狄亚或桃花源式的乡村社会；在面向城市化的世俗生活时他们成为道德的批判者。即使那些不那么坦荡，称不上〃君子〃的人们，也会为了生活的多样性而赞成保留或开辟一处桃花源或一块阿卡狄亚。在这方面，好莱坞的造梦工厂与中南海中种辣椒的毛泽东表现出相同的志趣。相形之下，发生在20世纪俄国与中国广大乡村与城市的浪漫故事则要血腥得多。为了一个信仰的千年王国，激进的社会精英首先以末世论作为革命的思想先导；在主要由社会底层参与的革命动作完成之后，新的、面向未来的统治者因不可能僭越神权，将人类带人千年王国，故尔退而求其次，强制推行乌托邦与大同世界的彼岸理想。这种理想与实践的错位，凸现出未来对于生命的困扰。由于彼岸过多侵入此岸，合理性被视作平庸。结果，正义的狂欢节像非正义的狂欢节一样，抛下无数无人认领的鞋子、帽子、手表和自行车。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20世纪的人们已经经历了两次末世震荡：一次在世纪之初，一次在世纪之尾。古老的末世论所激起的巨澜狂涛把类似乔治·奥威尔、阿尔德斯·赫胥离和叶·依·扎米亚京这类有心将乌托邦设计者称为〃骗子〃的思想者衬托得格外温文尔雅。他们以理性为武器，破除过去未来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不错，但他们所持理由的建设性似嫌不足。在这一阵大雨一阵蝉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城市里，我看到，他们理解善却不理解恶，理解正确却不理解谬误，或至少他们不理解，在生活中（而不是在数学中），任何正确的东西都不完全正确。同样，任何错误的东西都不完全错误。·一句话，他们缺乏对于人类复杂心灵的充满同情的洞识。如果我们把超越血肉的理性之我称作〃大我〃，那么，他们是以〃大我〃狙击〃大我〃。他们企望以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而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不是过去与未来的争论，而是过去与过去的争论。
9．毋庸置疑，乔治·奥威尔之属拥有健全的理性。他们抵制疯狂的努力和预见未来的能力令人叫绝。如果他们生活在秦始皇的国家、秦始皇的时代，他们将以他们的死路一条而获得崇高的道德声誉。但是，崇高的道德声誉能否确保理性的十全十美则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生活中，任何合乎理性，受逻辑指导的设计和计算都难免误差。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1973年5月20日在斯德哥尔摩做过一次题为《试论诗的理性》的演讲，他谈到：〃即便是像桥梁这样理性、可计算的，由设计人员、工程师和工人们共同建造而成的东西，也会有那么几毫米乃至几厘米难以计算的因素。〃他问道：〃这个间隙里隐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讽刺？是诗、上帝、反抗？或者说得时髦一点，是虚无？〃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这几毫米的误差，不正是人类自己跟自己开的玩笑？今天，我们设计了最合理的教育制度，可我们依然无法阻止青年人的沮丧；我们设计了最合理的政府组织形式，可政府依然要干蠢事；滴水不漏的法律条文似乎在鼓励犯罪手段的花样翻新；而最合理的赚钱方式也难免导致破产……我们找到真理了吗（如果〃真理〃一词指的不是理论上的自圆其说而是被揭示出来的事物的真相）？我们感到了内心的愉悦了吗？笛卡尔曾以其理性主义干过一件非理性的事，那就是寻找灵魂在人身体中的位置。他最终找到了脑体正中，两个脑半球之间，距离后颈6至10厘米，在小脑前面、头颅底部以下若干厘米的松果体（conarium），但是他摘错了。举这个例子并非为了时髦而咬理性一口。对于那些缺乏理性的头脑，理性是黄金，它当然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己任。但人类有多方面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我，一旦我们重新审视自身，〃我〃的充满矛盾、充满悖论的复杂构成就会呈现。
解放未来（四）
作者： 西 川
三、从〃我〃的自相矛盾，剥去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
10．在历史学家们有根有据地描画出孔子和秦始皇的时间我的同时，有谁描画过他们二人的空间我？有谁指出过他们二人空间我的不同形态如何规定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态度？〃我〃是一个历史存在，但在生活领域，时间性的我不可能不和空间性的我搅混在一起；而我的空间性，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即我的分子结构，可谓隐晦而绚烂，只有在我们明了了我的分子结构之后，历史才成为生活的历史，生活才成为历史的生活。当然，并非没有人关注过我的空间性。弗洛伊德虽然以他的本我（id）、自我（eso）和超我（superego）简化了我，简化了世界，但他的理论依然不失为一种理解生活的角度。更古老的人们，比如圣保罗，认为我由肉体、灵魂和精神构成。依现在的常识看来，此一观点虽灿若云霞却抵牾科学，因为科学需要证明，而灵魂没有证明。可是再想一想，灵魂真的需要证明吗？人类发明出这个词，自己就无法将它绕过；而多少人类活动却是围绕着这个可能无所指向的词汇进行的！也许我们错了，可是我们错到今天，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我们更糟糕，这其中原因究竟何在？看来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逼视自己，从镜面、从水面、从不可能。弗洛伊德关心本能，圣保罗关心信仰，而从存在的角度，〃我〃至少可以被区分为三部分，即：梦我（I…dream）、经验我（I…experience）和逻辑我（I…logic）。这三个我构成我的复数，但不同于我们（we）。三个我混合为一个我，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11．梦有梦的语法，涉及无序、荒谬和审美。梦以欲望为核心，因而无法回避欣悦和恐惧；梦以忧郁为本质，因而梦中没有太阳和太阳所象征的普世繁荣；即使有时我们梦见了辉煌，那辉煌的背后也一定能够索引出笛卡尔谦卑的松果体。梦放荡而不负责任，在梦的疆域，道德有如老鼠，避开人的视线，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存在的隐私，并因此将梦我视作传统意义上的小我。历史的教训是，小我不能被单独做大，一旦我们赋予它社会功能，社会就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其直接后果是世俗理性被压制成一个怪胎。让我们看一看梦的活动方式吧：梦不是无，而是有，但却是假有。梦通过假有的图像一次性地把握事物。对于事物，梦只做反应不做判断，或虽做判断但只胡乱做出，故尔称不上判断。这种不合日常语法的思维方式难于理解，造成了梦的孤独特征，从而使疯狂和偏执成为可能。在梦中，做梦的人完全放弃了经验我和逻辑我，任由梦之舟东漂西荡。但是悖论也在这里产生：梦总是有所属，不属于张三，就属于李四。梦与经验几乎相互对立，经验有经验的准则：追逐利益，寻求安全。这是由我们的生存处境所决定的。生存在他人的梦我、经验我和逻辑我中间，我们感到艰难，不安全。在令人愉快的处境中，我们并不能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相反，是不愉快的处境将我们唤醒。这就如脸只有被打了耳光、吐了唾沫，它才显露其真实性；手臂只有在负了伤之后才使我们想起它来。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并不因处境糟糕而必然走向真理。经验从未放弃对事物做出判断的权利，但它判断的依据不是真理的正确性而是常识（尽管我们会追求道德的正确性，可道德的正确性有可能并不符合真理的正确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更加热爱错误。通常我们把对于经验的尊崇视作世俗理性，但经验并非理性而只是习惯；通常我们把经验我视作大我，但由于它受到经验的捆绑而难承〃大我〃之名。经验以其庸俗性、实用性和面对小恩小惠所展露的笑脸而为知识所排斥是理所当然。这样，逻辑便独吞掉思想的权利和思想的果实。在思辨领域之内它横行无忌，但由于它拒不接受经验和梦的坐标，它所得出的具有真理色彩的结论更多满足的是掩蔽了血肉之我的思维本身。这使得逻辑我有了荣登〃大我〃殿堂的资格。事实上它也正是这般行事的。但是逻辑我的高贵的身份并非没有问题：与通常的看法相佐，逻辑并不是思想，它只是一门知识，一种方法，甚至是一种游戏；思想不过被含吮其中。逻辑不买逻辑的账，一部部思想史就是证明。逻辑也不买世界的账，让我举两个尽人皆知的简单而相似的例子：希腊哲学家芝诺凭逻辑得出结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在中国的《庄子·天下篇》中记载着21个名辨命题，其中之一是：〃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两个命题都不符合事物的真相，但都并不有违逻辑本身。按照逻辑的逻辑，世界是被语言所发明，并在进入逻辑之后才获得意义。
12．根据记忆，人们要么谈论一个魔鬼，要么谈论无数个魔鬼，这是统计学的耻辱。准确地说，世上的魔鬼既不多于三个，也不少于三个，即：以禁欲主义为敌人的梦的魔鬼、以理想主义为敌人的经验的魔鬼和以神秘主义为敌人的逻辑的魔鬼。当三个我各自独立，三个魔鬼便横冲直撞。但它们终有碰聚一处之时，这时它们各自的魔鬼性便由于碰聚一处而中和。三个魔鬼只是戏言，三个我之间的矛盾之处倒是显而易见。在这三者之间无法用等号连接。对于大多数感觉迟钝的人来说，〃我〃具有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但这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我。由于这种虚构，我的复杂性被掩盖，世界的复杂性被抹杀，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简化的我与简化的世界的关系上。这种我与世界的关系表观为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他的关系。而现在，我们无法不关注我与我的关系，在我与我的关系中蕴含着存在的基本问题。
解放未来（五）
作者： 西 川
13．在圣保罗的三个我中，灵魂居支配地位。在弗洛伊德的三个我中，本我似乎更值得研究。在艺术家看来，梦我的价值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在功利主义的社会，经验我高高在亡。……总之，各个我之间存在等级差异。换句话说，我的惟一性、完整性、可靠性是一个我在利益的支配下压制其他我的结果。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清晰地认识历史和社会生活完全必要。我们由此可以进入对于过去未来的再判断：且不说过去对于未来的预设总离不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单从预设未来和预设者的关系我们就能看出预设未来的相对性：秦始皇的未来出自其经验我，孔子的没有未来的未来混合了他的经验我和梦我，千年王国是梦我的未来，乌托邦由梦我和逻辑我共谋而生，而乔治·奥威尔在对乌托邦发出冷笑时放逐了他的梦我。此外，不同民族侧重不同的我，不同的我有不同的过去。整个过去对于人类未来的预设五花八门，充分显示出判断的困难与盲目，是历史虚构了预设未来的神话合法性，面临丧失的东西总是弥足珍贵。先人的自相矛盾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如何预设未来，乃至我们是否必须面向未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必将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否能够满足我们全部的需要与渴求。
14．三个我本质上的平等关系造成人的自相矛盾。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没有把〃自相矛盾〃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它只是贴切地道出了人的思维与实践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真相。逻辑本身的自相矛盾只是低级错误，但逻辑的任何一次失败、任何一道裂缝都暗示出三个我之间的各不相让、你争我抢。由于自相矛盾，我们无法胸有成竹地在思想、情感、道德、生存环境、技术水平、自然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