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样一件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后悔万分的事情完全说成是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又一巨大功劳。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大约是1988年春天，我写的第一本关于爸爸的书《非凡的年代》出版了。不久，有人传话给我，林豆豆看了我的书，说：点点还小，她写的很多事情都是听大人说的。虽然我听出这话对我未加掩饰的轻蔑，但我同时感觉到，豆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她有话对我说。我一时拿不准自己能不能在和林豆豆见面的时候保持镇静，因为按常理，林彪一家怎么也应该算我们家的仇敌了。而且，“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17年，毛泽东离开人间12年，我爸爸去世也已经10年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豆豆能告诉我什么呢？我犹豫了很久，后来还是耐不住想和她谈谈的愿望，决定和她联络一下。豆豆在电话里的声音稍显紧张，但是她很迫切地与我约定了谈话的时间。在等待她出现的那个晚上，我发现自己也紧张起来。算起来，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两个家庭像处在翘翘板的两端。当林彪在“文革”中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阴谋和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她的父母和弟弟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则成为我们后来改变命运的原因。听说她在林彪出逃的时候向周恩来报告，才使毛泽东等人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掌握了基本情况。但对于豆豆来说，她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为什么选择“背叛”？一向柔弱单薄的她，得知家庭成员惨死的消息后怎样理解自己的“背叛”？又怎样熬过至今为止的所有日日夜夜？
我家门上响起小心翼翼的敲门声，门开处，黯淡的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点吃惊，正待询问，一个瘦削的身影从这人的身后闪出来。一个声音说：“点点，还认识吗？是我。”
这之前我在发愁，见面不知称呼她什么好，因为她在电话里一直用的是化名。而按照20年前的规矩称呼她豆豆姐姐，对我来说又感觉非常的陌生和别扭了。听见她的招呼，看见她与我记忆里的形象相去不远，我觉得自己一下张得开嘴了。我不太费劲地说：“豆豆姐姐，请进。”
第一声招呼打过之后，一切都好像变得容易些了。
豆豆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瘦小，眉眼之间还是那么清楚地告诉别人她是谁的女儿。只是她的衣着和头发在两侧梳成两条长辫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过时，让我不太舒服地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注意到她在走进我家的客厅时，尽量不被人注意地打量各扇门后面的情形，她甚至微微停下脚步屏息静听了一刻，仅仅一刻，但我这小小三室一厅中的所有动静一定已在她的耳中了。
豆豆说：“你写的书我看了。”
我无言，等待她说下去。
“你那时候还小，很多事情你大概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
果然和传话人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仍然无言，等待她入题。
豆豆开始了她的叙说，我尽量不打断她，尽量从她稍显凌乱的话语中摸索着她的思路。
她说：“1965年我们知道上海会议要打倒总长，我们都很吃惊。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林彪后来终于知道了，“心里很难过，还流了泪。很冲动地说要和主席当面谈”。
她说她很怀念我爸爸：“罗总长一直很关心我和我的工作。”说这话时她的语气很真挚。
我问她叶群到杭州找毛泽东告状并带了林彪写给毛的信的事。豆豆说：“叶群办了很多坏事，她不能代表林彪。”还说林彪是“一直信任总长的”。说“总长所以有感觉”是因为“叶群在他们的关系里也起了坏作用”。她还说：“但我们是一直做团结工作的”。后来我发现，豆豆在她的谈话里从头至尾保持了这种风格，一是对某些关键问题不做正面答复，但总能不失时机地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二是使用“我们”这个模糊的人称代词，有时候好像是指她自己，有时候像是在指她和林彪，还有的时候让人觉得是某些神秘的人甚至是某层组织。比如她说到“九·一三”事件的时候，就说“我们对这个事有觉察，就一一找驻地工作人员谈，要他们防范”。我问她：“‘我们’是谁？”她说：“是林办里一些我们平常有相同看法的人，都是有经验的干部。”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我们”里绝不包括叶群，她提到叶群的时候总是非常确实地使用叶群这两个字。而且反复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
我问她“九·一三”事件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我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我的脸上一定是露出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表情，于是豆豆开始比较连贯地叙述这段往事。
豆豆说，1971年9月12日晚上，为了不引起注意，叶群让她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工作人员都在北戴河中直疗养区的96号楼看电影，林立果从北京带着一架空军的三叉戟飞机来到。豆豆问他北京情况怎样，林立果含糊地说那帮人成不了气候，还告诉豆豆，明早可能飞广州，要她准备一下。豆豆说在这之前，她和老虎谈过一次话，知道他们认为毛泽东南巡以来的形势对林彪非常不利，老虎有到广州，并把林彪和“黄吴李邱”都弄到广州去的想法。豆豆劝他不要这样做，但老虎说，林彪已经时间不多，不被整死也得被拖死。后来林立果自己去了北京，豆豆便和驻地工作人员一一淡活，让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保护首长的安全。这次豆豆听老虎说要去广州，就知道事情不好。她回去告诉张清林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上厕所去了。然后，她跑到离96号楼不太远的8341警卫部队的驻地，对副团长张宏说，林立果要劫持首长飞往广州，要张宏转报中央和周总理。张宏一开始没把她的话当真，以为他们姐弟之间闹意见，还劝了她半天。直到她第二次跑来报告，张宏才半信半疑地要通了当时8341部队长张耀祠的电话。这时候，豆豆已经第三次十万火急地来报告了。豆豆说，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带走林彪的事情不能得逞，我们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具体预防措施：让一辆大卡车把路堵死，或者砍一棵大树把路堵死。先让警卫部队把联峰山④的路封锁，如果还是堵不住就封锁去机场的路。豆豆说，我们的防范措施当时警卫部队的领导都答应了，可是当林立果和叶群把林彪带上车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致使林彪的车一直冲到机场。豆豆说，为什么北京迟迟不答复我？为什么他们答应拦截却又不拦截？
豆豆的话使我十分震惊，因为当时我不仅不能接受她对林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爱国者的评价，更无法相信这种我认为根本不合逻辑的说法。作为堂堂全国军队副统帅的林彪，竟会像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病弱孩童，“被迫”上飞机。如果这个父亲不愿上飞机，他可以有一百个强于他女儿提出的，又是砍树又是堵车的办法。无论是8341部队，还是他的贴身侍卫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他的指挥。他只要一个眼色或者作出任何一种他正在受到强迫的暗示，就会马上引起警觉，改变局面。历史事实是，林彪自始至终没有这样做。
我注视着面前的豆豆，在叙述中她的脸上很少表现出喜怒哀乐，语气却是肯定和不容质疑的。灯光下，我看见一种坚定的神情在她眼睛里闪烁。我再一次想到豆豆从小在这个阴暗的家庭中表现出来倔强性格，想到叶群和她奇特的母女关系，以及由于她的报告导致“九·一三”事件最后以机毁人亡告终。我想到这所有事件的悲剧性，再一次为豆豆竟然承担起了这一切人世间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震惊。她用什么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一种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无意地进入以上这种认为林彪是一个爱国者，是被迫踏上叛国之路的思维的话，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豆豆一生中自杀过三次。
1964年豆豆在北京大学读书，那一年她才20岁，她吃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这事我们当年就听到过，爸妈议论的时候都说豆豆这孩子需要多关心多爱护。而对于正在努力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我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我想不透还有什么事情比做合格接班人更重要，还有什么事情比“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差得还很远”更使人沮丧。我们那时听到的理由是豆豆和她妈妈的关系不好，后来还听说，豆豆离开学校后进了空军报社当记者，接触部队和基层的革命实践使她进步很快，写出了很好的文章。豆豆刚才说她很怀念爸爸，说爸爸一直关心她和她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指的这一段。豆豆告诉过我：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她说，1964年除了与叶群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听了林彪一些对毛泽东的议论，一下子觉得不能接受，又万分失望她才吃安眠药轻生。豆豆说，很多最真实和知心的话林彪都和她说，林彪也说过，他只能从豆豆那里听到真话。
豆豆第二次自杀是1968年夏天，这时“文革”已经开始。叶群不知因何大怒之下毒打豆豆，据说把豆豆的头发都扯下来，还在豆豆门前大叫大喊，大骂粗话。听到里面一直没动静，推门进去才知豆豆已经又吃了大量安眠药。据说这次豆豆自杀林彪始终不知道，叶群瞒着。别人也没人敢说。⑤
豆豆那天跟我说：“九·一三”事件之后，她被从北戴河直接转移到北京的玉泉山，接受专案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敬宜。原来还把她当成“九·一三”事件的有功之人，后来就成了“林彪留下的钉子”，待遇越来越坏。她给毛泽东写信，后来周恩来见了她，待遇稍好。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专案组对她的态度再次恶劣起来。“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给，我交代的东西他们又不想要，我的日子那一段最难过。”后来我知道，豆豆的第三次自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豆豆说：“九·一三专案是‘文革’最后一个冤案，牵涉和打击了许多不该牵涉和打击的人。”
我问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她说她的关系现在郑州的一个汽车厂里，这次回北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并要求回到北京来。能够见到我她很高兴。她还问了我妈妈的情况，并说郝阿姨吃了那么多的苦，应该好好注意身体。她没有让我代问妈妈好，我原来担心她这样做。因为我不会向妈妈提起我见过她的事情，我知道，妈妈一定不高兴我见她，更不要说知道她持有以上令人吃惊的观点了。后来，我隐约向妈妈提起我见过豆豆的事情。还把豆豆那天谈话的主要意思告诉她。原来妈妈从王光美阿姨那里已经听到过类似的消息，豆豆去找光美阿姨，在要求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谈出来，光美阿姨大约是觉得这些事情和我们家有关，就告诉了妈妈。我说完了，妈妈问我：“豆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她的意思是：第一，叶群是坏人，林彪是好人，毛泽东是有缺点的人，尤其她讲爸爸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这个观点最鲜明。第二，‘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第三，‘九·一三’专案的审理是江青等人一手把持的，是‘文革’中又一冤案。”妈妈又问：“你怎么看？”我说：“第三点也许还有点根据。”妈妈说：“连林豆豆都喊冤了，别人该怎么办？”我当然懂得妈妈的意思，她这样说当然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果然，最近对“九·一三”事件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不算那些捕风捉影的猎奇说法，以我见到听到的，以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资格，用严肃的态度来回忆当时事件的观点和文章，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歌颂立场，将“九·一三”事件作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的伟大功绩。以汪东兴撰写的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还有张耀祠等人的回忆录等为代表。第二类则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多为当年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过，后因“九·一三”事件受牵连的人所说所写，与豆豆的看法多少相同。
最近我又和豆豆见过一次面。我打电话约她出来吃饭，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她现在社科院工作，家也已经搬到北京。再见到她时，觉得她和十年前相比显得轻松和开朗一些，人也胖了点。我记得她有严重的肠胃过敏症，就问她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她说身体已经好多了，现在什么都能吃了。她说她现在很忙，单位里�